武汉伢黄新元“全副武装”送药。黄新元供图
刘鹏程在守卡值守。刘鹏程供图
清华大学陈春宇将疫情信息以可视化方式呈现。陈春宇供图
19岁的武汉伢黄新元一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后，无论是陷入青春期的感情“漩涡”，还是困扰于这次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后悔自己没学医，否则就可以去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愿者。一边是被医院公告上25岁的年龄限制“拒之门外”，一边是父母觉得“这孩子疯了”，他不想再坐以待毙了。
这是00后出生以来真正面对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为对于17年前的非典，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而这次，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了这场全民战“疫”的亲历者。
身处疫区
和父母各退一步后达成“只要不去医院干啥都行”的约定，1月25日，黄新元买了一大包口罩，和老吴一起在街头免费发放。
黄新元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老吴是他高中的艺考老师，得知还能买到口罩和药品，两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又开始送药。才一个晚上，他们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信息就超过500条。没做好规划，没安排行程，只有两个人。一个“跑腿”志愿团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
黄新元住在劳动街，家附近的五六家药店，成了他之后20天定时定点的去处。可有时候，这五六家药店都不顶用，他要来回骑上近十公里，去三眼桥那边药品更便宜、更齐全的药店买药。
莫西沙星、奥司他韦、连花清瘟是他最常买的药品，加上其它的药品， 他几乎每天都要买上七八十盒，全都挂在自行车把手上。骑行的时候会“碍事”，他只能双腿呈“八字”姿势，“诡异又滑稽”。赶上不认路的时候，他一手把着车把，一手还要拿着手机，不看地图生怕自己走错路耽误了时间。
武汉的路网被江河湖泊不规则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黄新元也是个“路痴”。不过，才三五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区、江汉区和硚口区跑熟了。
每天这么一圈，黄新元要花20块钱左右的共享单车车费。跑得多了，他能感觉出哪条街道疫情更严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条路线走的效率更高。最忙的一天，他给10户人送了药，骑行了将近50公里，最远到了东西湖，是开车都要花上小半个小时的单程距离。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母睡了，晚饭也没了着落。黄新元累得没什么知觉，但饿得记忆犹新，那一整天他只吃了一个三明治。
冬天的武汉风很大，因为不方便用手机联络人，黄新元没戴手套，裸露在外一整天的手抹了护手霜都没什么用。他所有能用的装备就只有口罩，以及他用来消毒耳洞的半瓶剩余酒精。直到开学前最后几天，他才用上好心人捐赠的防护服和护目镜。
他不是不怕死，“毕竟才19岁，还是想活着嘛。”但他就是奔着疑似和已确诊的病人去的。“万一真被感染了，有心理准备。”他每天都吃连花清瘟胶囊，还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妈妈请教了防护措施。
面对面不到两米的距离，“怕也没有用，不能改变什么，与其躲起来，不如做点有用的事情。”黄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晚上8点多去定点隔离酒店给病人送药。街道空无一人，几乎拉到马路牙子的隔离带，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森严的架势让这个一直不怎么害怕的19岁男孩突然有了恐惧感。“走出酒店还能听到心在怦怦跳。”
黄新元总共给这个病人送过3次药，但一次都没见过面。倒是在微信上，两人聊了好一阵子。从“没有医生，连吃什么药都不知道”的无助，到“不用等到用新过检的药，我已经出院了”的信心，黄新元经常鼓励她，也见证了她的转变。
在网上受到质疑，总被人评价早熟的黄新元也像个孩子似的有脾气。但他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武汉人，不在武汉城，体会不到我们这种感情，没必要在意。”他的微信上，新增的100多个好友就是他的“志愿证明”。“得到一次认可比100次质疑都有意义。”他用鲁迅先生的话鞭策自己，“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一线顶岗
面对新冠病毒的高速传播，江南大学的大一学生潘子翯是真的害怕了。疫情来得突然又毫无章法，打断了她这个寒假原有的所有计划。朋友圈被疫情地图刷了屏，满是触目惊心的红色和橙色。作为军医的父母已经上了“战场”，她却焦虑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时，潘子翯父母所在的医院已收治确诊患者，但全院上下仅有15个N95口罩。负责筹集物资的母亲没日没夜地蹲点、打电话、跑工厂，一家人连吃饭时间都凑不到一起。愁绪不仅写在母亲的脸上，也痛在潘子翯心里。身不在武汉，心有余而力不足，她问自己，能做点什么？
得知医院缺人，潘子翯主动提出去做志愿者。起初，她很犹豫，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还可能“帮倒忙”。父母感到惊喜，一句话便让她定了心：“你们这一代是社会的后备力量，总有一天轮到你们冲上一线。现在不去锻炼，以后需要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当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一起去了医院，她的工作是在机动车入口测量体温。头发全部包进帽子，护目镜压在口罩上，“没有透气的空间就对了”。冷空气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温热潮湿，雾气凝结在镜片上，一片模糊。她只知道有车来了，里面坐了几个人，看不清。
潘子翯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压抑感从家里延续到岗位上。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她被问到最多的是“多少度？高不高？”疫情之下，那种怕死的焦虑和不放过一根头发丝的警惕，压得她更加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上岗”，她就遇到了高烧39度9的婴儿。摇下车窗，孩子的父母才刚拿出口罩。副驾驶上的母亲头发一看就没梳整，驾驶位上的父亲也穿戴凌乱，衣服扣子没系好，领口大敞着，眉宇间满是不耐烦。他听不进潘子翯劝他戴好口罩，只是一个劲“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潘子翯一点也不怪那位父亲，反而特别能理解这位父亲的“不耐烦”。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个平时温和、乐观、淡然，只有对女儿的事才上心到焦头烂额的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种特殊时期谁会来医院？”那天之后，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苦心了。
那天，她出乎父母意料地站了4个多小时，没喝水、没玩手机、没上洗手间，不再是父母心中的那个“娇气小公主”。其实她也不止一次质疑过自己，真的可以顶起国家的未来吗？
现在她有了信心，也一点都不怕了。在她的同龄人中，有人徒步“逆行”向疫区守护人民，有人穿上防护服和病毒作战，还有人和自己一样，主动申请成为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落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