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家门口将4把椅子摆成半圆，中间放着山里家家都有的简易取暖器——一个铁盆，里面烧着炭火。伴着渐升的温度，烟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围人的发肤和衣裳上。
山上清冷，站几分钟便能冻透。屋外比屋里更暖和。
朱冬娟带我参观她的家。石头砌墙，木板搭顶。支撑房子的木头柱子发霉了，朱冬娟挥着镰刀剜下去，里面已经腐掉，像黄色的海绵。
踩着没有扶手的木台阶上楼，屋顶上的缝隙成了进光又漏雨的地方。楼上的一扇窗没有玻璃，窗外树枝蔓进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唯一的亮色。
3盏6瓦的灯泡，一台旧冰箱，是全部“家用电器”。灯打开不一会儿朱冬娟会随手关上，只剩下我们手机打出来的光束。
朱冬娟走路很慢。左脚因为痛风有点跛，山上湿冷的环境让她在阴天时关节疼。12年前，她患上了心脏病，现在每天吃六七种药，劳累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胸闷头晕。她捂住胸口，缓缓坐下来，吃片药“顶一下”。
68岁的丈夫戴汉顺一年都在外打零工，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回家，都要“看天，看运气”。下雨的时候，回村的路不好走，他就在山下住；运气不好时，找不到工可以打，就回家来了。
“挣的钱都买药了，一年剩不下钱。”朱冬娟说。夫妻俩都是一身病，即便有农村医保报销，自己每年花在吃药上的钱也要1万多元，丈夫的高血压和痛风也要吃药。
他们抠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笋是山上挖的，菜是自家地里种的，番薯一蒸一大锅。农历二五八日是乡里的集市，偶尔下山，去采购些米醋油盐。朱冬娟精打细算到每碗米，如果两个人都在家吃饭，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
屋里的每一寸空间似乎都能放东西。墙上挂着篮子、蒸屉，梁上挂着筐，桌面上放着锅碗瓢盆和长了毛的芋头、一笸箩小手指般大的胡萝卜头，空了的油桶、酒瓶整齐地立在墙角边。
陪她在家的是两条土黄狗和十几只鸡。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着一小摊萝卜，那是两条狗的“狗粮”。朱冬娟把鸡散到山间地头，随它们去觅食。然后煮些萝卜，撒把盐巴，喂狗。
2017年3月，戴汉顺在山下骑电动三轮车撞了人。经法院判决，要赔偿对方近4万元。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过存款。诉讼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对戴汉顺家进行网上财产查控，一无所获。
女儿嫁进了更穷的一个村子，紧巴巴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儿子在山下盖了房，靠跑出租车偿还落下的饥荒，养活4口人。
这家太穷了。付伟军觉得为难，他作过最坏的打算，这笔赔偿款可能要“烂”下了。
在这黢黑露着风的屋子前，朱冬娟向法官讲着山里的土话，家里是穷，但是不会赖账。欠人家的钱会分期还给人家。
2
来的人问她，“怎么看待诚信”。她听不懂问题。一旁的人把问题掰开了、讲得更通俗，她答道：“不能不还啊，人家是要在背后说我们的。欠钱可以，但一定要还。”
年近七旬的夫妻俩开始了还债之路，戴汉顺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工。
“最近应该在工地上背石头，有活干的时候一天能挣六七十块钱。”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夫妻俩有功能最简单的老年手机，但“没事儿也不联系”，因为“打电话花钱”。
戴汉顺话很少。除了“嗯”“好”，几乎没说过什么话。在付伟军印象里，老汉“闷头出去打工，能扛很多东西”。他上次见戴汉顺还是去年夏天，赶上老汉在家，头戴着草帽，的确良半袖衬衫敞开着，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破了洞。看着付伟军手机摄像头时，表情严肃。
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着活。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里，挥着镰刀收割箬竹竿和箬叶。那是山上随处可见的植物，茂盛地长着，也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咯噔、咯噔”，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从小铡刀口出来，成为手工艺品的原料。一斤有四五百段，可以卖1.3元钱。
身体好时，朱冬娟干活利落，拿着镰刀上山，“刷刷”砍七八十斤箬竹竿，捆到一起，一口气扛下山。然后坐在家门口，一天能铡二三十斤。自从患上心脏病后，右手的两根手指经常不听使唤，痛风也加剧了，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
这场诉讼判定的赔偿款让朱冬娟“心里很急”。“哪怕脚再痛，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挣钱。”别人去山里砍更粗壮的竹子，她就在家里附近找。
后来，她又买了十几只鸡，把产下来的土鸡蛋卖到城里。
到了5月，满山的箬竹叶吸饱了水，枝叶宽厚舒展。她的第二套营生又开始了。拿着镰刀，冲竹子用力杵几下，惊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竹叶青”，然后挥着镰刀收割竹叶。村里人习惯将这些叶子称为“野粽叶”，成捆地背下山后，洗净晒干，有隔壁县的人上来收购，用于包粽子，一斤能卖十几元。
竹叶在屋外的平地上晒着，她忙着弄绿豆面。过一阵子托人带下山，卖了换钱。
“前9000元分了3次还。最后一次还了5000元，里面有跟亲戚借的一些。”朱冬娟反复向来往的人说着，对方人很好，看她家困难，最后只要他们赔偿1.4万元医药费，其他营养费、误工费等都不要了。
“我和她（朱冬娟）联系了很多次。”债权人徐桂花说，“她家里也这么困难，钞票要少一点，我自己也是苦出身。”
有人听了戴家的故事来登门拜访，还有人想捐点钱给他们。
一辈子没怎么和外人打过交道的朱冬娟有点害怕。她向之前办案的法官求助，如果有人要来，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场。
老两口和儿子都拒绝了以个人名义的捐助。“人家的钱不能收，都是他们辛苦钱，不能拿，辛苦钱不能拿，比我穷的还有。”朱冬娟语速极快，摆摆手，“辛苦钱，不能拿”。
和朱家并排的两户邻居是戴汉顺的堂兄弟。三家40年前一块儿起了房子，一起生活至今。三户人家的房子没有完全隔断，站在这家堂屋里斜着向上看，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顶。另一家电视里“咿咿呀呀”的戏文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物，就飘进了这家，响了一下午。
看着堂哥家最近总有城里人来，他们没弄明白原因。他们偶尔互相借钱应急用，一两百、三四百都有过，从不打欠条，也从不会忘了还。“都是辛苦钱，不能不还啊。”堂弟媳说。
有摄像机对着朱冬娟，让她“还原一下怎么铡箬竹竿”。她戴上手套，坐在那，一段段铡起来，没什么表情，还没有围观的邻居兴奋和健谈。
朱冬娟不觉得日子苦，也没觉得自己可怜。这不过是一辈辈人都一样的、扎扎实实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