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条约内容，清政府除了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款外，还须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设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与厦门岛咫尺之遥的鼓浪屿，自然也难逃洋人染指，由此开启了其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程。
“炮仔红吱吱，打城倒离离，番仔反，鼓浪屿做公馆。番仔爬上山，城内任伊搬。”这首从鸦片战争时期即在厦门当地传唱的童谣，成为当年“番仔”炮轰厦鼓、上岛劫掠的写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资产阶级改革的完成，地大物博却愚昧落后的清王朝成为帝国列强眼中的“待宰肥羊”。英、美、日、德等国纷纷漂洋过海，在中国境内划设势力范围，攫取利益。
在此背景下，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门户的厦鼓两岛自然成为各国列强势力延伸的“桥头堡”。1865年，厦门有洋行11家，到了1880年，设在厦门的外商洋行、银行就达到24家。随着洋行洋商涌入，领事馆、教堂、别墅等各具特色的西式建筑开始在岛上拔地而起。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事连连失利的情形下不得已向日本求和。此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次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荣禄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订立《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应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
1897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在厦门和鼓浪屿划出22万坪(约1091亩)土地，作为“专管租界”。日本希望独霸厦鼓的野心引来岛上居民以及英、美、德等其他列强的不满。
据历史学者考证，为“杜绝日本独占野心”，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声拉拢其他国家的驻厦领事，向浙闽总督许应骙建议把鼓浪屿划作公共地界，如此，“既可以杜绝日本独占的野心，还可以兼护厦门，一举两得。”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中外各方代表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签署“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草案”。1902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在《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的奏本上御批“允行”。
不久之后，鼓浪屿即成立由在岛洋人把持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和审判机构会审公堂，自此，清政府对于小岛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司法权等旁落洋人之手，鼓浪屿就此沦为独立于清政府管辖体制之外的“国中之国”。
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自晚清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鼓浪屿就“西风劲吹”，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汇聚之地，宗教、建筑、语言、教育等无不受其影响。后来，随着鼓浪屿被划为“万国租界”，拂及岛上的东渐之风日盛。
就是在这样一座连巡捕都是由外国人担任的小岛上，传承千年的中华文脉香火却一直绵延未绝。洋房别墅中虔诚供奉的祖宗牌位、立柱拱窗上卓然而立的翘角飞檐……岛上居民以及一批批归来的台胞、侨胞，在吸纳外域文化的同时，将熔铸于血脉骨髓里的中华文化基因，根植于岛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让处于动荡飘摇中的小岛之上，始终跃动着不灭的中国文化之火。
从鼓浪屿钢琴码头上岛左转，沿鹿礁路步行向前，顺次参观英国领事馆旧址、博爱医院旧址、皓月园等“网红”景点，是一条环岛游览的经典线路。高峰时期，这条游览线路每天迎来数以万计的八方游客。
沿路走来，游人可以欣赏到最具标志性的鼓浪风光——山海相依、景色旖旎，各具特色的建筑鳞次栉比。而在这些熙来攘往的游客中，很少有人会专门去关注英国领事馆旧址东面海滨不远的一处避风坞。
与岛上让人目不暇接的洋楼别墅、胜景古迹相比，由一块块布满苔藓的青石简单垒砌而成的避风坞，的确有些不起眼。但一个多世纪以前，避风坞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处沾满华人劳工血泪的“猪仔码头”。成千上万的华工，或迫于生计，或遭诱骗拐卖，从这里被送往海外，从此背井离乡，羁旅他国。
因为被贩卖的劳工多被藏匿在不见天日的轮船底舱，以躲避海关检查，这种贩运方式与买卖生猪类似，当时人们就将这种买卖华人劳工的方式称为“卖猪仔”。
19世纪，快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列强在海外开拓了庞大的殖民版图，而在殖民地垦荒、开矿、修筑铁路、开发种植园等一系列活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的华人，在列强眼中成为补充劳力缺口的良好人选。厦门则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苦力贸易中心”之一。
1845年6月，浩瀚无垠的印度洋，西南季风正劲，一艘从中国厦门港驶出的法国帆船正乘风扬帆、破浪而行。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的留尼汪岛。船上运送的“货物”，既非药材瓷器，也不是茶叶丝绸，而是密密麻麻挤满船舱的180名中国劳工。这是史料中关于西方从中国贩卖华工的最早记载。
自小生活在岛上的鼓浪屿人林聪明，曾对这段历史做过深入研究。据其考证，在历经风暴、疾病、饥渴等重重磨难，最终能够活着到达目的地的华工仅占出发时总人数的40%-50%。“华工们能否活着走下甲板，没有人能够保证。”
而这些侥幸活下来、漂泊海外的异乡游子，凭着吃苦耐劳、诚信智慧的品质，筚路蓝缕、艰辛创业，一点一点积累财富，一步一步站稳脚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成为雄踞一方的富商巨贾后，携资归国、衣锦还乡，成为鼓浪屿上对抗殖民压迫，争取华人利益，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力量。
1919年4月，印度尼西亚开往中国厦门的轮船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面色温和儒雅的中年男子，望着远处的茫茫海天出神。往事一幕幕，如潮水般涌现眼前:从少时怀揣父亲变卖田产换来的36个银圆，辗转南洋谋求生路，到如今头生华发、游子归乡，30多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剃头少年”已然功成名就，成为誉满他乡的“华人首富”。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在印尼侨界赫赫有名的“糖王”黄奕住。
1884年，16岁的黄奕住因为得罪豪绅，被迫出走他乡，成为“下南洋”群体的一员。此后的四年间，黄奕住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靠剃头逐渐立足。后来，因为眼光敏锐、擅觅商机，“剃头住”开始涉足制糖、银行、保险等行业并屡获成功，终成东南亚举足轻重的商界巨子、华侨领袖。
回国后，立志兴业报国的黄奕住选择定居鼓浪屿。然而，初到岛上的他看到的却是在列强治下的鼓浪屿，洋人耀武扬威、生活舒适，而中国人却处处被排挤压迫。就连岛上建筑，由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也更显气派。于是，黄奕住暗下决心，一定要打造“中国第一别墅”，以盖过岛上林立的洋房公馆，彰显华人尊严。
如今，漫步已近百年的黄家花园别墅，依然能感受到园主由内而外流露出的华夏情结:青铜镂雕壁炉、紫檀木博古架、随处可见的瓷器木雕装饰……尤为使人触动的是，别墅内的每个房间里，都悬有镶边明镜，镜框上雕刻着剃刀、须刷、掏耳筒等黄奕住曾经使用过的理发工具，希望以此提醒后人勿忘先辈奋斗之路的艰辛。
耗费重金的花园别墅甫一建成，便声名远播。“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民国时期，蔡廷锴、蒋介石等都曾下榻园中。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先后接待过邓小平、邓颖超、尼克松、李光耀等国内外政要元首，成为一处见证近现代中国迈入富强、走向开放的时代缩影。
除此之外，心怀报国之心的黄奕住还收购统揽鼓浪屿电话业务的日商川北电话公司、铺设厦门岛至鼓浪屿的海底电缆，使得厦鼓之间能够直接通话；他在上海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侨资企业中南银行，一改国内工商业发展受西方银行资本掣肘的现实；他还倡导成立厦门市政委员会，投入巨资完善厦门城市基础公共设施，开辟街道、铺设道路、办自来水厂，促使厦门迈出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一步……直到今天，黄奕住当年为改善民生投资兴建的设施，仍在惠及当地百姓。
不只黄奕住，还有在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毅然放弃庞大家业，率眷属内渡，践行实业救国的富绅林尔嘉；为使中国“得与世界各强国居同等之地位”，投身教育事业，为厦门大学殚精竭虑的厦大校长林文庆；追随孙中山，倡行反清革命，在海外为同盟会筹款奔走的辛亥前辈丘明昶……
正是这些在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的华人身影，为被西方列强盘踞达百年的鼓浪屿，留存下了不灭的文化火种，让我们得以透过殖民统治的阴云，发现千百年来一直绵延于此、明灭未绝的华夏文明之光。
从未止步的道路求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福建南部山高林深，曾出现严重的虎患，其中厦门、漳州地区尤甚。关于饿虎袭畜伤人的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1916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鼓浪屿南部不远的海面上，一只吊睛白额、头顶稻草，周身布满黑黄色花纹的华南虎随着波浪的起伏，在水面时隐时现。夜色渐深，这只自对岸南太武山区跋山涉水、泅海而来的老虎，顺着潮水从港仔后海域登上鼓浪屿。
鼓浪屿地少人稠，很快，这只花面斑斓的老虎便被人发现，工部局专门派出巡捕，在岛上四处寻猎。初到岛上的老虎也有些慌不择路，情急之下钻入一条狭窄的小巷之中动弹不得，闻讯而来的巡捕爬上旁边屋顶，居高临下，瞄准老虎头部连开两枪，将老虎击毙。
此后，鼓浪屿便出现了这条以动物命名的道路——虎巷。
坐落于此的虎巷8号是一栋建于1920年的私人住宅，建筑面积不足200平方米，双层砖木结构，墙面斑驳脱落，杂草苔藓横生。在别墅洋房林立，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的鼓浪屿，这样一栋楼房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就是这座普通的建筑，却曾是福建全省武装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的所在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使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革命任务艰巨，斗争形势严峻。
1930年8月，由于之前的机关驻地受到安全威胁，中共福建省委考量后认为在作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遂以“商家”名义租下鼓浪屿虎巷8号，将此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楼房大门的门环，就是情报人员联络的暗号。
每到夜晚，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以及后来的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览全省送来的革命情报，研判局势、指挥斗争，并用特殊药水将机要信息写在白布条上，由交通员从这里送达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