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会爬楼梯的邮差
尽管已经超过70岁高龄，但是黄建发现在仍然能一口气爬四楼，而这样的功夫，黄建发归功于年轻时的爬楼梯“锻炼”。1959年，黄建发进入厦门市邮电局，负责厦门老市区的投递工作，专门为中山路、大中路、镇邦路等市中心地区的市民派送信件。
由于市中心多是商业区，建筑楼层很高，所以每天黄建发都要爬许多级楼梯给客户送物品。虽然户数并不多，但他每天要送的量却不少，当时也没有自行车，因此他常常要扛着二三十斤的东西徒步派送，等到了楼下，他又要扛着重物一股脑儿爬上好几楼。“所以以前同事都称我为最会爬楼梯的邮递员。”黄建发笑着说。
每天早上6点，黄建发就到邮局开始准备送报纸信件，晚上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休息。有天夜里，他突然醒过来，发现床边的时钟停摆了，窗外的月亮照得天空特别亮，门外还不时地传来一阵阵脚步声。黄建发以为要迟到了，一骨碌翻身爬起来就往邮电局跑。路过中山路那边的大时钟一看，才凌晨一点多钟。此时，报纸还没印呢。
工作的时候，黄建发最怕碰上下雨天。每次下雨天，为了保护信件和报纸，他不得不撑上一把类似于“天仙配”中董永用的加厚的桐油伞。原本要背的东西就重，下雨天还要再加上一把伞，经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都被压矮了。”黄建发调侃道。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忙着团聚，等着新春贺信，但投递员们还要继续工作，连正月初一都不能休息。正月里，黄建发每天早上6点多天还没亮就开始到邮局整理信件，送到下午4点多才能结束回家。他每天都要送200-300封贺卡和祝福信，把新年的祝福带给市民。
邮差界的“福尔摩斯”
后来，黄建发开始负责质检工作。遇到有疑问的退回信件，他都要反复检查把关，确认是否真的找不到地址。他总是尽可能地帮助写错地址的信“回家”。
在年轻邮递员的眼中，黄建发被视为“活地图”。他在每一次派送邮件后，总会用心记住这些地址，久而久之，他就对厦门的地址了然于胸。看到写错地址的信件，他往往能准确地猜出真正的地址所在。
有一回，邮局收到一封信，信上写的收件地址是厦门408路。可厦门并没有这条路啊，于是信件就被退回到黄建发手中。他发现408路和思明北路的发音有点像，于是他让投递员到思明北路试试，没想到真的找到了收信人。
通过寻找蛛丝马迹，推测出正确的地址。像这样被黄建发救活的“死信”很多，其中还包括不少录取通知书。当时没有电话和网络，有没有被学校录取就靠着一纸通知书来确认。每年高考结束后派送录取通知书，总有许多因为地址写错而被退回的。
一次，黄建发收到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退件，由于地址错误找不到“主人”。他想，要是直接签字退回，很可能就会耽误了这个人的一生。“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个人！”于是，他赶紧打电话去高考招生办核对信息，确认住址的大致方位。接着又联系了居委会，终于找到了那个学生。
后来，那个学生当了厦门一所中学的老师。有一次在街上遇到黄建发，他激动地握着黄建发的手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不会继续上学，人生也可能改变了。”
海峡两岸通信的“桥梁”
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交流逐渐从“无”到“有”。不过由于隔绝了几十年，许多老一辈的人都去世了，很多家庭也都经历了搬迁，很多台湾的寻亲信件很难送到大陆亲人手中。黄建发当起了“救生员”，凭借他的执着和努力，不仅把首批通过香港红十字会公开寄来的5封信成功地送到收件人手中，还神奇地“救活”了近300封“死信”，让许多几十年失联的亲人，寻找到了亲人。
1988年7月，邮局收到了一封寄给李先生（化名）的寻亲信，信上的地址是思明东路中国照相馆。根据黄建发的记忆，思明东路并没有照相馆，于是他找居委会询问，但居委会里的人都表示不知道。他又辗转到很多照相馆去问，但都没有消息。后来黄建发想到，大同路有一个照相馆的师傅，一问，果然有线索。后来李先生收到了信。李先生原来是台湾人，1949年之前台湾出现瘟疫，他来到厦门，之后他在中国照相馆当学徒，多次给在台湾的哥哥寄信，但被告知哥哥已经搬走了，找不到人了。
再次收到哥哥的音信，李先生已经年近花甲。
正是因为黄建发的卓越贡献，他在1989年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