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4月25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4月19日，郑增爵致电本报市民热线5589999，想要寻找40年前在中华塑料厂的工友郭定国等人。第二天，郭定国就在本报《我要说》栏目看到了这条记录，并联系了本报。在记者帮助下，两人终于联系上了。
【原声】
两则“我要说”来电
两工友在报上“见面”
4月19日17:12郑先生:40多年前我在中华塑料厂上过班，就在原来的工人文化宫附近，是属于中华街道片区的。当时我和3名工友相处得不错，我在厂里工作两三年就出来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所以也没有办法联系。我看到晚报上经常有寻人的报道，我也想通过晚报找一下这3名工友，他们分别是郭定国、张长勇和陈永强。
4月20日20:10郭定国:我看今天晚报“我要说”上有位郑先生在找40多年前中华塑料厂的老同事，我就是他要找的郭定国。中华塑料厂是当时的社办工厂，我们进厂时都只有十七八岁。现在我和另外几个老同事都还有联系。
【故事】
搭档两年一起制作羽毛球，每天跳踩杠杆数百次
“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单纯、很真诚，一起工作就是战友，就是兄弟了”
接到郭定国的来电后，记者第一时间帮双方取得了联系。“我和增爵已经近40年没有联系过了，一提起他，就想起了当年很多愉快的记忆。”今年60岁的郭定国住在岛内，他和家住鼓浪屿的郑增爵都是1974年左右进入中华塑料厂。郭定国说，当年，他们俩和黄长勇、陈永强同属一个工作班，班里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因此很合得来。
郭定国说，那个年代，他们从事的是中国较早期的塑胶行业，设备远不如现在先进，需要大量的人力加以辅助。他和郑增爵两人经常被安排搭档工作，用早期的压缩机制作羽毛球。
“那种压缩机就是利用杠杆原理来制造动力，为了带动机器，我们要从一米多高的地方跳到杠杆上才行呢！”郑增爵说起当年一起操作过的压缩机，仍记忆犹新，他说，这种机器需要人用力将杠杆一侧向下压，从而使得另一侧机器端获得动力，另一侧也要有人对机器加以控制，因此搭档的人需要一定的默契。
在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里，郭定国和郑增爵往往要轮流跳好几百次，除了羽毛球外，他们还一起做过钟表、蘸水笔等多种塑料制品，尽管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但相互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单纯、很真诚，一起工作就是战友，就是兄弟了。”郑增爵说。
志趣相投常相约出游，一起听留声机一坐一天
“增爵会把新衣服拿出来，分给大家穿上再拍照。想想当时真是美好”
郑增爵说，除了在一起上班之外，他们也经常在业余时间一起玩耍。
当时，郭定国就住在工厂附近，郑增爵一有时间就去串门。郑增爵回忆说:“当时大家家里都一样穷，定国的家里连收音机也没有，只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我们经常围坐在一起，一听就是一整天，也乐滋滋的。”而平时，郑增爵也经常邀请郭定国和其他工友一起到鼓浪屿游玩。
“永强有个小相机，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每次出去玩，他都会拍照，然后自己洗相片。而增爵还会把家里买的新衣服拿出来，分给大家穿上再拍照。想想当时真是美好。”郭定国说。而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老照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现在与陈永强也失去了联系。
都曾多次打听对方消息
得知被人寻找兴奋感动
“印象中的郭定国，还是那个身高一米八、瘦瘦高高的小伙子”
1975年，中华塑料厂由公社办厂改制，郑增爵和郭定国相继离职，后来各自都搬了家，就没了联系。
离职后，郑增爵换了几次工作，最后进入公交集团，成为99路车的司机，一直到今年1月份才退休。而郭定国也因为改制原因，离开了塑料厂，进入了一家私企，今年年底也将退休。
虽然失去联系，但他们仍惦记着对方，多次向还有联系的工友打听对方的消息，但一直没能再联系上对方。
退休后，郑增爵常怀念起往昔的时光。最近看晚报时，他常看到晚报帮助市民寻找到亲友的新闻，又燃起了希望。他的来电内容被刊登在次日的《我要说》栏目上。
“我姐姐看到后，打电话给我，我当时一听郑先生，马上就知道是增爵。”郭定国说，得知40年前的工友也在寻找自己，又兴奋又激动:“真的很感动，居然还能通过晚报找回旧友！”
由于郭定国还在上班，所以他们约定找个时间再见面，好好聊一聊。“印象中的他，还是那个身高一米八、瘦瘦高高的小伙子，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郑增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