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微博)3月31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义工队的家长们要每天轮流到学校“上班”——从上学持续到放学，参与学校的部分管理，包括学生的头发长度等仪容仪表，以及校园卫生秩序等等，家长们在学校里还拥有“家长办公室”。
哪些事不能做？
义工队不能插手老师的教学——入校家长只是给老师“打打下手”，譬如，监督学校卫生保洁、文明礼仪、公物爱护等等，但是，绝不能闯入课堂教老师怎么上课。上课时，家长们也要避免在走廊上频繁地走来走去。
特殊的“老师”
校方说，从家长角度出发的“第三眼”，能帮助学校和老师看到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角落”
在厦门，甚至在福建省，湖里区的金尚中学以心理健康教育著称，事实上，远不止这些。这所普通中学正低调地通过“家长义工队”，进行“开门办学”的教育创新实践。
金尚中学校长唐建生说，你必须承认，在教育孩子问题上，“身经百战”的家长更为老道，做起来也更有效。
甘利明用一种“你不要跟我玩”的老方法来谈他对付熊孩子的办法，譬如说，犯错误的孩子被“抓”到现行，要区别对待，有些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误，他说，这种孩子你让他写写检查就可以了。但是，有些孩子是表面“老老实实认错，暗地里继续犯错”，甘利明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下手”就得“狠”点，有必要打电话给家长了。
那么，怎么区别不同类型的孩子，甘利明胸有成竹地说:我只要看他一眼，也就知道大概。
金尚中学的一位学生上周对本报说，他们现在能接受“义工队”的“管家婆”的批评，是因为他们发觉家长义工批评的方法更“有爱”，更像自己的爸爸妈妈。
唐建生说，在一些后进孩子看来，老师和他们是“对立”的，他们反倒认为，义工队的爸爸妈妈是站在“中立角度”，他们的抵触会小些。
唐建生坦承:义工队刚成立时，压力最大的是老师，“谁喜欢在家长眼皮下上课？”不过，现在，在看到义工队发挥的独特作用后，越来越多老师接受了。
金尚中学副校长白春雷说，我们最终意识到，从家长角度出发的“第三眼”，能帮助学校和老师看到我们可能看不到的“角落”。
譬如说，在观察到一些学生不做作业，利用早上来抄作业，家长们提出建议:每间教室门口放一张桌子，每位学生早上上学，留下作业再进教室。
郑贤君被学校指定为和义工队的联系人，她说，家长们提出的建议越来越专业，只要是有道理，学校都会采纳。
特别的培训
金尚中学通过心理拓展课等培训更新家长的家教方法，还让他们意识到“术业有专攻”
家长义工队并不是“无所不包”。李群说，我们有个底线:不能插手老师的教学——入校家长只是给老师“打打下手”，譬如，监督学校卫生保洁、文明礼仪、公物爱护等等，但是，绝不能闯入课堂，教老师怎么上课，甚至上课时，家长们也要避免在走廊上过多地走来走去。
这是双方经过磨合后达成的共识。金尚中学德育处副主任郑贤君说，刚开始时，家长们热情万丈，但是，他们对要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应该做的，还比较模糊。更重要的是，和很多家长一样，他们缺乏对教育的正确认识。
金尚中学一位老师说，最初，个别家长会以自己的理解或是自己孩子的个性需求，对课堂发表看法。
所幸的是，家长和学校都以非常坦诚的态度来对待一些分歧。金尚中学校长唐建生说，我们为他们开讲座，“灌输”教育理念和家教知识。
钟财义印象最深的是学校为家长们开的一节心理拓展课——每个人按身高、体重、年龄等不同类别，分别排队。他说，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排的位置也不同。
金尚中学的专业心理教师李远通过这个游戏成功地说服家长:对于孩子，你不能以成绩这一种标准来衡量他，当你用多把尺子衡量孩子时，你会看到处于不同位置的孩子。
事实上，这类培训不仅更新了家长的家教方法，还让他们意识到:术业有专攻，“我们不是老师，是家长，专业的事还是交给老师去做”。
特殊的成长
家长义工队受益者不只学校和学生，家长们也跟着义工队在成长
有趣的是，家长义工队受益者不只学校和学生，家长们也跟着义工队在成长。
金尚中学的54名固定义工中，除去三分之二的全职太太，有三分之一是像蔡智川、李群这样的上班族，他们只能在上班前到学校当义工，但是，仍然乐此不疲。
李群坦承，最初是为自己的孩子才加入义工队——想知道孩子的老师如何，孩子在学校表现好不好。但是，她的视野很快就放远到所有的孩子，把所有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应该是义工队大多数家长的心理历程。李群说，义工队的家长，反倒不会到自己孩子所在班级巡查。她甚至说，即使在女儿今年初三毕业后，她仍然会到学校做义工。
在义工队中，蔡智川被当成一个范本:他参加义工队后，他的儿子的学习成绩从300多名进步到100多名，但是，他说，这并非是老师“开小灶”，更多的是他跟着孩子成长的结果。
蔡智川的妻子形容丈夫加入义工队前后，是 “判若两人”——在此之前，下班后，他时常要应酬，但是，加入义工队，因为天天早上要在7点20前赶到学校站岗“放哨”，蔡智川把能推的应酬都推了，成功晋级“好男人”——早上早早起床，拖地板，买早点，然后和孩子一起上学。蔡智川说，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意识到一点:如果错过孩子的教育，钱赚得再多也没有用。
故事1
董事长
在校门口“站岗”
大多数的清晨，在到公司上班前，蔡智川会先到金尚中学，手拿小红旗头戴小红帽，在校门口维持上学秩序。
蔡智川是厦门一家伞业公司的董事长，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大多数的清晨，在到公司上班前，他必须先到金尚中学，拿起小红旗，戴上小红帽，在校门口维持上学秩序。
金尚中学是蔡智川15岁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他不是董事长，只是“家长义工队”在册的54名固定义工之一。金尚中学的“家长义工队”在2012年11月10日成立，到现在已经近一年五个月。
这支义工队和很多学校的“家委会”不同:义工队的家长们要每天轮流到学校“上班”——从上学持续到放学，参与学校的部分管理，包括学生的头发长度等仪容仪表以及校园卫生秩序等等，家长们在学校里还拥有“家长办公室”。
金尚中学和“家长义工队”用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家校完全有可能结束相互不信任的内耗，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合力把他们的孩子送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正确轨道中。
不久前的一个清晨，七点出头，蔡智川已经出现在金尚中学校门口，但是，他不是最早到的，当日值班的义工队的另两名成员甘利明和钟财义已经上岗。
大约到了八点，在到公司上班前，这些义工爸爸到“家长办公室”，完成交接——当天的下一棒交给另外四名家长，他们要在学校里呆到下午一点，这之后，又有四名家长接过他们手中的“枪”。
这就是金尚中学家长义工队从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流程。从上岗以来，他们每天都是这样运作，没有一天“偷工减料”。
不仅如此，愿意加入“义工队”的家长，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增加到现在54人，“组织”也日益严密——有一名队长、四名副队长，而且各有分工——有人管人事，有人管后勤，有人安排值日。
故事2
“盯人战术”
赶跑小摊小贩
每到上学或放学，义工队的爸爸妈妈们就在校门口摊点附近徘徊，阻止学生购买没有卫生保障的食品。
干练的职业妇女李群是“义工队”的队长，她被她的队员叫做“李姐”。“李姐”对家长义工队一年多的“成就”颇引以为豪。
上周，在一个放学的中午，李群站在校门口，指着学校门口没有小摊小贩的干干净净的人行道说，我们这里应该是全市学校中少有的这么干净的吧！
这些“赤手空拳”的家长是如何赶跑小摊小贩？李群说: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采取盯人战术，和他们比耐心——每到上学或放学，家长义工队的爸爸妈妈们就在这些摊点附近徘徊，阻止学生购买没有卫生保障的食品。李群说，我们管不了小贩，但“威慑”得了我们的孩子。
在这种盯人战术下，小摊小贩生意日益萧条，只得举手投降。
“义工队”的触角还延伸到社区。隐藏在学校附近社区的网吧是最令学校和家长头疼的。甘利明说，我们事先会“踩点”，观察一些想干点诸如上网或是抽烟“私活”的孩子的聚集地。等到学校放学，那些犹如脱缰野马冲过去的孩子，第一眼看到的是守候在那里义工队的爸爸妈妈们，冲着他们笑。
甘利明得意地说，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引诱孩子沾染上不好习惯的可疑之处。
佘峥说事
双赢
本报记者 佘峥
2012年，在金尚中学校长唐建生要求腾出一间教室给家长义工队做办公室时，家长们起初不太敢相信。家长李群说，学校有这样的胸怀，我们有点吃惊。
事实上，这是金尚中学准备探索“开门办学”教育创新的一个“信号”。
唐建生上周说，怎么把学校办好，传统的方法是关起门来，不断挖掘学校潜力。我们在思考另一个思路的可能:为什么不把校门敞开，引入校外资源的力量？我们共同“发力”，把学生教好，把学校办好。
在家长义工队成立之前，金尚中学初步尝到“开门办学”的甜头——2006年起，金尚中学先后和附近的蔡塘、钟宅社区联系，举办以这两个社区冠名的教师岗位练兵、教学基本功竞赛等活动。金尚中学副校长王有光将这种合作形容为 “双赢”——不仅学校更加重视社区子女的教育，社区和家长更多地了解了学校，社区重视教育的精神得到了弘扬。
家长也是金尚中学努力争取的一份力量。唐建生说，学校和家长的目标是一致，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最有可能握手。
2008年，以心理教育闻名的金尚中学定时派出老师，到金尚社区心理咨询室“坐诊”，为社区居民解答孩子教育难题；金尚中学装修一新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最大的一间办公室，是留给家长开展心理拓展用的。
唐建生认为，学生的很多心理问题都是因为家庭面临这样或那样问题，“孩子的问题，根源还在家庭”。
这所普通中学的教育工作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学校的闭门办学，家校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敏感时期，险情不断。唐建生说，家长们对学校不了解，不知道学校在干嘛，或是，为什么这么或那么做。
家长义工队的成立，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唐建生说，我们的路线图是:通过向家长敞开校门，让他们了解学校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
他说，很难用数据来显示“开门办学”的好处，但是，从家长义工队入校的一年多来，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学校的校风更好了。
文/本报记者 佘峥
图/本报记者 黄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