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珍深知，一张批捕书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对待每个关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她都要悉心审查，认真分析，通过走访家庭、村委会、学校等，调查他们成长的经历、犯罪的原因等情况，对捕与不捕的关键问题，斟酌再三，反复核对事实、证据，内心之煎熬可想而知，她连续几个晚上吃不好、睡不好的情况常有。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她更愿意实施尽可能多的教育、挽救措施，积极执行轻缓刑事政策，审慎进行执法评估，在可捕与可不捕的权衡中尽量选择不捕，使这些迷途中的羔羊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2010年7月，翔安区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小组，实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执行跟踪、观护帮教“一体化” 办案机制，戴爱珍担任未检办案组组长，积极推动出台未检办案小组工作规则，为翔安区检察院初步建立框架。随后，她大胆探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办理小刚盗窃案，成功启动了岛外包括翔安区首个附条件不起诉案例——当时，戴爱珍接手了这样一起棘手的案子。一名初三学生八次参与盗窃的案件，盗窃金额累计数千元。在看守所，面对骨瘦如柴、皮肤黝黑的小刚的苦苦哀求，戴爱珍有些心酸，但同时从孩子这些话中她看到了希望，孩子本质还是善良的，还有救，这或许能成为本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从看守所回来后，她赶紧到小刚家走访，踏入家门那一刻，她惊呆了，这个家房屋破烂不堪，几乎不能住人。提起小刚，父亲捶胸顿足:“他是被我害的，我残废后家里花了一大笔钱还是治不好反而欠了许多外债，小刚以前读书还可以……”从父亲的一席话中能看出小刚是这个家庭的希望。于是，戴爱珍笃定:“一定得帮帮这个孩子，救救这个家庭。”她打电话联系了在外地打工的小刚母亲，让她赶回来。接着又走访了村委会和小刚就读的学校，综合调查了解的情况，最终大胆地提出不捕直诉的建议，并对小刚作必要的教育和心理疏导。
案结后，戴爱珍始终心系小刚一家，她带着院领导特批的慰问金及慰问品，定期到小刚家回访，协调学校让小刚重返校园，使小刚顺利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她还帮助小刚联系了翔安团区委旗下翔安区青年创业联盟的一家热心企业，提供了工作岗位并试行附条件不起诉以及就业帮教考察。
小刚到帮教单位上班后，几次擅自脱岗，并与一些不良社会青年再次混到了一起。戴爱珍听到这些后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但法律的良知、善良的本性及她对小刚的了解告诉她，小刚可能又遇到其他问题，所以导致他现在的状况。经走访，也证实了戴爱珍内心的猜测。原来小刚擅自脱岗是因为公司离家远，回家不便；家中还有长辈要照顾。听完后，戴爱珍当即决定帮他换一份工作。最终，在戴爱珍的耐心帮助下小刚走上了正路，他也向戴爱珍发誓一定好好做人，不让戴检察官操心。而当不起诉书送到小刚家中时，小刚母亲也对戴爱珍几次三番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家庭所付出的心血感激不尽。其实对于戴爱珍来讲，当事人承诺不再犯罪、对检察官的尊敬这些已经足够了，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自己先前的努力、艰辛也就不值得一提了。由于小刚在考察期间认真工作，表现良好，被翔安区检察院依法作不起诉处理，省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这一做法，社会效果良好。
有了小刚这样成功的帮教案例，戴爱珍更坚定了帮教涉案青少年的决心:挽救一个人不容易，特别是那些尚未经过社会历练的未成年人，他们定力不如成年人，但可塑性强，因此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她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即使无功而返，也应义无反顾！面对青少年犯罪，很多人都会扼腕叹息，戴爱珍想得更远，一直思考着怎样做才能让这种不利影响减到最低？于是她又通过所在单位的团支部联系了翔安团区委，双方决定联合推出就业帮教的服务模式，即整合翔安区青年创业联盟的企业资源，通过传授劳动技能、分享创业经验，促成更多的涉案青少年就业、创业。
2011年12月，翔安区涉案青少年就业帮教服务站正式成立。这种就业帮教服务的执法理念也得到了许多爱心人士以及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和认可。从今年5月起，她开始担任翔安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室负责人，肩上又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英国法学家麦克莱曾说过:“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善良不是法律，但善良的心的确是最好的法律，善良的法律人会用心传递法律的温度。像这样的案件，也许从戴爱珍办案以来经手的并不多，但只要她碰到了，一定竭力去做，把它办成铁案，办成经典，正如她时常在内心深处这样要求自我:“唯独这样，才对得起‘检察官’这个称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