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据此，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决定向大众公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关乎道德抉择，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遗憾。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试图拿我“杀鸡儆猴”，警告所有其他可能会说出我所说事情的人。我的政治表现使得我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成了无国籍人士。美国政府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它在法律框架外要求香港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的直接侵犯。美国政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求并享受庇护权利的人的恐吓。
然而，即使是在面对这种具历史性的、不相称的侵略行为时，世界多国仍为我提供支持和庇护。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而厄瓜多尔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对抗这种以强凌弱、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我对此表示感激和尊敬。在恫吓面前它们拒绝原则上的妥协，它们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打算先后前往这五个国家，以深表我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人民的感激。
我今天宣布，正式接受所有在我提出请求后，愿意提供支持或庇护的国家，包括那些未来可能应我申请提供支持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批准对我进行庇护，我已经正式成为“政治难民”，任何国家都没有立场去限制或干涉我接受庇护的权利。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展现了游离于法律外行事的意志，而且这种行事方式现在仍在继续。这种不正当的威胁使得我无法飞赴拉美并接受庇护，拥有大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强国希图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一定不能让其成功。因此，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从有关国家的安全通道前往拉美。我也请求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直至这些国家批准我合法地旅行。我今天将向俄罗斯提交申请，并希望它会被顺利地接受。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将回答我所能回答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