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报道 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10月12日发表题为《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必须拒绝脱离接触的呼吁》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身处一个各所大学相互联系的世界。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但现代的研究型大学从历史角度来说很年轻，并且不可避免地具有国际性。大学先是在德国得到重新构想，然后全球各地开始采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模式。
如果说德国大学在19世纪确定了全球标准，如果说美国大学在20世纪脱颖而出，那么从欧洲和美国吸取了经验教训的中国大学是否准备好要领导21世纪？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一直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今，中国已展现出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咨询公司编制的《2023年QS世界大学排名》将北京大学排在大多数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的前面，清华大学紧随其后。
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等更年轻的中国大学正崭露头角。在中国国内，像昆山杜克大学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这样雄心勃勃的中美合作项目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仍然拥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全球招收学生、招募教师，包括优秀的中国学者。
这些学生和教授帮助中美大学建立了重要的学术伙伴关系。2018年，在由美国主导的理工科国际合著文章中，超过20%的文章有中国研究人员的参与。
然而，美国作为海外人才首选目的地的地位十分脆弱。如果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那是在给欧洲帮大忙。
到2020年3月，英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目的地。2022年上半年，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比疫情前减少了50%以上。近年来的政治言论也导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减少。
华盛顿对这些学生和学者进行限制，这一做法很危险。中国和海外华人社群聚集了越来越多最优秀的学术界人力资本，中国构建了从质量和数量而言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今，任何一所不对中国人才开放的研究型大学都是在限制它自己的未来。
美国教育优势地位面临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国内。自2008年以来，美国大多数州都减少了对公共高等教育的投资。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曾经是世界领先的高等公共教育体系的典范，但现在因为一系列大规模预算削减而受到沉重打击，现在成了体现美国公众不愿支持高等公共教育的典型。与此同时，对美国著名私立大学造成更大影响的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杜克大学前校长理查德·布罗德黑德所说的“卓越惰性”。
与此同时，有人要求与中方脱钩。
自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以来，双方的共同努力带来了癌症和艾滋病研究、流感跟踪和气候变化技术等方面的突破。但这些合作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搁置，这项协议本身也岌岌可危。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大学的领导者必须逆脱离接触的政治潮流而上。他们知道，自我隔离对大学来说是死刑判决。哈佛大学前校长拉里·巴科2019年拜访了中国的同行，他和同行们一致认为，即使政府不能合作，大学也必须合作。最近访问中国时，我也发现学术界领袖们希望与美国同行重新接触。他们知道，中国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国际模式和与欧美同行的合作。
他们的大学在理工科方面已经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同时也在弘扬开放探究的价值观，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他们学会了放眼长远，着眼未来去推动建设。
这样做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来源：参考消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