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9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是美国选民第二大关注议题，仅次于经济。然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却鲜少触及这一议题。大选之下，“选票至上”的政客们无力解决民众关切，医疗保障成了两党都不敢深谈的“民生热点”。
“看病贵”难承受
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在美国，住院病人在医院平均开支超过4000美元，相当于其他发达国家住院费的5倍以上。最贵的医院每天收费超过1.25万美元。“许多医院的急诊室都是营利中心，这就是为什么最简单、最古老的手术——伤口缝合——会产生1500美元以上的账单。”
根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和彼得森医疗保健中心联合开展的健康系统追踪项目，估计有2000万美国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债务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约1400万美国人的个人医疗债务超过1000美元；约300万美国人的个人医疗债务超过10000美元。今年9月，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与非营利医疗费用研究机构“西区健康”联合发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严重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负担所需的医疗保健费用，67%的美国人非常或一定程度上担心重大健康事件可能导致医疗债务。
英联邦基金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比其他任何高收入国家都多，但相比其他9个高收入国家，美国医疗系统的总体表现最差。美国人寿命最短，本可以避免死亡的人数也最多；美国在行政效率方面排名倒数第二，美国医生和患者更有可能举报与保险审批和收费有关的问题。就美国医疗保险使用效率过低的事实，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乔治·本杰明说：“我们花的钱比任何国家都要多，却得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候选人“冷处理”
美国媒体发现，在此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医疗议题远未得到应有重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演讲或电视广告中都只是简要提及医疗保健，两位候选人的网站上甚至没有整页介绍他们对占美国经济六分之一的医疗保健行业的计划。今年9月美国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中，主持人提出《平价医疗法案》议题时，两位候选人几乎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执行副总裁拉里·莱维特说：“这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医疗改革没有成为核心议题的选举。”
近些年来，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任美国政府及历届国会围绕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案》展开博弈。《纽约时报》认为，特朗普和哈里斯都从自己政治生涯受挫的经历中认识到，提出关于医疗的重大改革议题可能会流失一些选民的支持。特朗普2017年废除“奥巴马医改”的尝试未能成功，且让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哈里斯在2019年民主党初选辩论时暗示支持废除私营医疗保险，结果遭到多方强烈批评。
盖洛普公司与“西区健康”的联合民调发现，三分之二美国人认为，总统竞选期间医疗保障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在医疗改革问题上，他们对两位候选人都不信任。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坎农说：“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可以忽视医保问题，他们做不到。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医保问题，其实并没有。”
“医改难”的背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与公共事务教授保罗·斯塔尔认为，“医改难”暴露了“美国体制惰性”。他在《美国医疗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全国性政策的重大改革在美国从来都不容易，联邦政府架构中有很多节点可以否决变革，反对者只需要控制其中一个即可。一些美国左翼学者从资本主义制度顽疾的角度批判美国医疗体制，认为在当今美国，鼓励资本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遍布各个领域，医疗卫生领域也逐渐引入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的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垄断资本开始参与瓜分美国医疗体系。
美国《社会医学》杂志创始人马修·安德森指出，美国医疗行业把利润放在第一位，医疗企业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少地用于生产和服务，而更多依赖于由债务推动的投机活动。金融资本肆意进场导致诸多乱象：知名医学专家成为私营公司的董事或合伙人，依靠职位便利大肆牟利；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在市场诱导下转变为营利性公司以募集更多资本；医院、管理性医疗组织和保险公司进行合并，成为难以动摇的复合体系。这些都体现了垄断与金融化给医疗行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健康政策专家维森特·纳瓦罗认为，美国社会的卫生保健状况是该国现有权力关系的最好体现。尽管种族和性别歧视对美国医疗现状具有重大影响，但更隐蔽、尖锐也最为残酷和重要的权力永远是阶级权力。实际上，阶层死亡率的差异才是美国最大的死亡率差异。“美国的医疗体系顽疾不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是政治层面的刻意为之，是以医疗卫生体系为载体向贫困阶层发动剥削的制度性压迫。”涉及到如此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来自资本的强大阻力，难怪两党候选人对这一民生热点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新华社记者高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