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11日刊发题为《美国最神秘的情报机构现在有了播客》的文章，作者是埃伦·中岛。文章摘编如下：
它曾被戏称为“不存在的机构”——取自其首字母NSA的谐音。它是如此神秘，就连总部周围的林荫大道都没有出口标志。
然而，美国国家安全局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个以谨慎闻名的情报机构刚刚推出一个播客。现在，它愿意披露一些曾被认为非常敏感、官员们只能在纸质报告中看到的工作细节。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独家采访时，国安局前官员们首次详细披露他们在追捕乌萨马·本·拉丹的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人们从电影、书籍和无数文章中窥见了追捕行动的大致轮廓，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和军方特种作战部队所扮演的角色，却很少有人充分了解国安局在其中的重要贡献。
已退休的国安局官员乔恩·达比说：“是时候让国安局获得一些荣誉了。”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他负责寻找新的办法来追踪“基地”组织通信。
顶尖语言学家分析通话记录
国安局是负责拦截和分析“基地”组织通话的机构。通过这项工作，该机构确定了本·拉丹的重要同伙，而这条线索最终带领中情局找到本·拉丹的藏身之处。最关键的是，国安局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现了这名信使的行踪，而且在找到其下落后，确认他仍在积极为“基地”组织工作——这增强了情报部门投入更多资源以查明谁住在那里的决心。
达比告诉《华盛顿邮报》，追捕本·拉丹行动的“神经中枢”是中情局，但信号情报对于找到本·拉丹的下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时任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曾表示，“找到本·拉丹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国安局长达两年的窃听行动的帮助下，确定信使身份是追捕行动的一大突破。从2007年年底开始，中情局向国安局透露，他们怀疑本·拉丹的一名同伙（化名为阿布·艾哈迈德·库韦提）可能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赛义德家族有关。
一名国安局高级分析师（达比称其为本·拉丹的“首席猎手”）安排他的团队开始工作。他们仔细研究了通话记录。他们追踪与这些电话相关的外国号码，将它们与其他号码串联起来，并监听了数以百计的通话。这位现已退休的国安局分析师回忆说，在两年多里，他们把可能是艾哈迈德·赛义德家族成员的人圈了出来。
有一个人相当显眼：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赛义德。他是在科威特出生的巴基斯坦人，会说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而且非常孤僻。
国安局拥有一批顶尖的语言学家，他们不仅能听懂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还能听懂乌尔都语和目标人物的特殊口音。上述国安局分析师说：“我们仔细研究了他们对不同元音的发音，以及说话中的细微口音。”
该分析师说，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赛义德只是偶尔打开手机，而且主要是在繁忙的市区或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高速公路上。他似乎从来不愿谈论自己，也不想邀请任何亲戚来访，甚至在重大宗教节日期间也不例外。这位分析师回忆道：“这引起我们的怀疑。”
国安局将其截获的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赛义德的音频片段与化名为阿布·艾哈迈德·库韦提的那个人进行对比。首席分析师的团队重新分析了“9·11”事件之前的材料，确定两人曾同时出现在阿富汗。
到2009年年底，他们已经确信，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赛义德和库韦提是同一个人。该分析师回忆道：“我们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当时，他们发现此人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截获关键信息确定居住院落
到2010年夏天，国安局追踪到库韦提的手机，中情局在地面部署特工搜索他的行踪，部分办法是根据手机信号强度来判断他所处的位置。根据国安局提供的线索，中情局将他与一辆白色铃木越野车联系起来，这辆车的备胎罩上印有白犀牛图案。
那年8月，负责分析无人机和卫星图像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利用国安局提供的手机信号数据，发现了一个因其庞大规模和18英尺高（约合5.5米）的围墙而引人注目的院落。一名中情局特工根据国安局提供的信号，跟踪库韦提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驱车前往该院落。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名信使是否还在积极效力于本·拉丹。同年11月，本·拉丹团队的一名成员找到国安局这名高级分析师。该成员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此感兴趣。”他描述了库韦提与一个科威特朋友之间的通话。
朋友说：“我们很想念你。你去哪儿了？”
库韦提的回答语焉不详：“我又和以前的同伴在一起了。”
国安局又取得新突破：截获的信息让人确信，库韦提是“基地”组织的一名活跃分子，而不是早已金盆洗手。
该分析师说：“我记得当时我对同事们说，‘这可是件大事’。”
发动突袭当天，国安局的首席猎手就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联合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弯腰看着他的笔记本电脑，紧盯一个特殊聊天室，实时追踪与该机构有关的所有通信。
而在马里兰州米德堡，达比和几位高级官员都在国安局的一个临时指挥中心里。
达比当时是国安局的反恐行动负责人，整个周日晚上都在工作。突袭行动结束后，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那里的分析师们已经连续几周没日没夜地工作了。达比对他们说：“我们抓到了乌萨马·本·拉丹。”
（来源：参考消息网 编译/杨雪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