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冷战结束后首名在就职时未承诺要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美国总统”——一年前，刚走马上任的拜登因为其对俄态度的“与众不同”而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了一轮热议；一年后的今天，拜登政府热衷于散播“战争论调”，在俄乌危机中试图激化矛盾，华盛顿似乎在对俄强硬的路线上更进一步了。是谁主导了这一切？有外媒分析称，拜登身边围着一批与他在俄罗斯政策上“志同道合”的顾问，有较为人们熟知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有“出镜率”不高、但“反俄知名度高”的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当然，美国政府也有负责“灭火”的人，比如熟悉俄罗斯事务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分析人士看来，“恐俄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在拜登政府内共存，此类分工或许是有意为之，但这与健全稳定的美俄关系背道而驰，不太可能具有持续性，甚至有失控的风险。
俄乌危机中，他们“涌向”世界各国
1月底，美国政治新闻网曾描绘华盛顿官员如何“涌向”世界各国以应对俄乌危机的繁忙场景：国务卿布林肯四处奔走、打电话，除了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还与印度、日本、韩国、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家官员沟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及其副手一直在与同行接触；从国防部长奥斯汀到财政部官员，从中情局长伯恩斯到美国驻欧洲国家大使，很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参与了在对俄问题上的对外接触。政治新闻网称，双边和多边层面的相关接触已有几十次，华盛顿的对话国覆盖范围凸显其对俄攻势的广度和复杂性。
布林肯 资料图
年初最忙碌的或许是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她率领美国代表团参与了1月中旬举行的三场会谈：俄美战略稳定对话、俄罗斯与北约会谈、俄与欧安组织对话。 美国《国会山报》评论说，72岁的舍曼一直是代表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人选，她被认为是“精明和坚定”的谈判者。
美国的外交官四处奔走的同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两名顾问频繁召集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开线上会议探讨俄罗斯问题。政治新闻网披露，这种做法是从去年12月开始的，开会频率大约每周一次，每次时长为30分钟至60分钟。一名与会者透露，NSC俄罗斯和中亚事务高级主管格林以及NSC欧洲事务高级主管斯洛特基本上是在重复政府一直公开发表的内容，会议更像是新闻发布会，而并非寻求获取更多建议和观点。他描述说，当有人建议改变一项政策时，NSC官员通常以“谢谢，下一个”来回应，采取“闪躲”或者“防御”态度。
从激烈辩论到趋于团结？
围绕俄乌危机，华盛顿的官方表态、出访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出镜率”最高的官员当属布林肯和沙利文。布林肯是拜登最亲密的政策顾问，被俄罗斯《莫斯科晚报》视为美国现政府对俄采取更严厉政策的坚定支持者。2015年至2017年，布林肯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在当时奥巴马政府的叙利亚政策以及美国对克里米亚问题的回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他那时候就以强调民主和人权价值观著称，走到哪里都是这样。在其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布林肯声称，纳瓦利内等俄反对派人士的声音需要被听到，“俄罗斯在一系列战线上构成挑战也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初，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分析说，布林肯和沙利文的过往表态反映出，他们奉行的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对俄政策。布林肯认为，普京以零和态度看待俄美关系，他领导下的俄罗斯之所以与西方发生冲突，是因为“当西方民主取得成功时，构成对他在俄建立的制度的最深切控诉”。沙利文则对美俄合作的前景提出质疑，说“认为美俄在当今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以某种方式达成一致的想法最终会以失望告终”。不过布林肯和沙利文都曾表示，美国在不同场合用它的行动向俄罗斯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美国政治新闻网称，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前几个月，沙利文及其副手芬纳被认为在俄罗斯问题上没有布林肯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那么强硬，在美国政府去年5月决定放弃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方及企业负责人实施制裁一事上，就体现了拜登团队内部对俄立场的分歧：美国国务院支持实施制裁，而沙利文等人不同意此举。《华盛顿邮报》当时披露说，上任以来，拜登政府有关俄罗斯政策的辩论一直很“激烈”，“各方情绪都很强烈”。
报道认为，沙利文和芬纳那时候构成一个强有力的二人组，推动拜登政府在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时采取一种灵活且经过调整的方式。但有外交政策人士告诉政治新闻网，如今，拜登政府内部在有必要对抗克里姆林宫这一点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他们反映出美国对俄政策的“双重人格”
“美俄关系回暖前景注定渺茫”，拥有一半乌克兰血统的纽兰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她可以算是拜登政府中最出名的反俄人士。
纽兰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是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在奥巴马执政时，先担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然后于2013年至2017年成为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关键人物，担任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正是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她成为不受俄罗斯欢迎的人而被列入黑名单。《国家利益》称，纽兰支持并推动了奥巴马时代在多个政策战线上对抗、遏制和威慑莫斯科。
美国能源情报集团网站刊文说，纽兰曾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这个表面上宣称促进民主的组织被俄罗斯指责非法资助俄反对派。她还曾于2020年7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压制普京”的文章，提出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建立遏制和威慑俄罗斯“军事侵略”的全球统一战线等。美媒称，其中不少提议在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中获得广泛支持。
去年6月，俄美总统举行会谈，之后两国的首次重要外交互动是由纽兰执行的——她在去年10月访问莫斯科。为了能让俄取消对纽兰的入境禁令，美国从制裁名单上移除了部分俄罗斯官方人士。纽兰当时的行程包括与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等人举行会谈，但她此行看上去一无所获，里亚布科夫其间怒称俄美外交关系可能崩溃即是例证。
纽兰访问莫斯科后过了半个多月，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也去了。有外媒对比说，纽兰是普京傲慢的批评者，伯恩斯则受到俄外交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喜爱。后者的行程包括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此人被认为是普京核心圈内最有权势的情报官员。《纽约时报》形容，伯恩斯“出人意料”的访问是其目前任职与前美国高级外交官身份的“合并”，他是拜登政府在对俄事务上最有经验的高级官员之一。
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莫斯科时报》称，那时候美俄关系正处于特别艰难的时期。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颜色革命”，2008年，俄与格鲁吉亚发生战争。不过，伯恩斯仍然受到俄官方的尊重。后来，他成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兰当前的职务）和常务副国务卿。2014年从外交部门退休后，伯恩斯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
2019年，伯恩斯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评述道，美俄相处的模式有时暗示历史是不变的——两国似乎注定要处于竞争和无休止的猜疑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在拜登政府中，伯恩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但他其实没有直接与情报工作打交道的经验。《纽约时报》称，白宫一直将伯恩斯当作一个“流动的外交官”。
“美国的俄罗斯政策，一个有关两名外交官的故事”，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2021年11月撰文称，先后安排纽兰和伯恩斯访问莫斯科反映美国对俄政策的“双重人格”特征：恐俄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相互冲突。文章称，随着纽兰坚定地承担起管理美俄关系的角色，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放弃对抗俄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伯恩斯的角色更像是一名消防队员，随时准备扑灭任何或将燃起熊熊大火的政策余烬。他认为，这种分工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之，但这与一种健全稳定的美俄关系背道而驰，而且不太可能持续，反而有失控的风险。
美国的对俄心态变了吗？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1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俄罗斯事务中，美国各级官员起到的作用大小除了与其自身职务有关，也要看他们与总统的关系以及获得了哪些授权。信强认为，拜登是资深政界人士，对外交事务非常熟悉，在如何处理美俄关系上，他自己心里也有既定想法，“其他官员可能更多的是提供意见或负责执行”。
信强说，整体而言，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对俄政策更加强硬。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吕祥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拜登政府在对俄、对欧问题上基本继承了奥巴马时期的政策。相较而言，特朗普希望拉拢俄罗斯，同它达成妥协，而且他也认为北约是一个“过时”的组织。“而拜登更重视跨大西洋关系，为了重新掌控欧洲，他必须采取措施，”吕祥说，“美国政府如今的战略逻辑就是充分利用并强化乌克兰危机，阻止欧洲国家同俄罗斯成为经济伙伴。另外他们也很清楚，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量美元外流，而俄欧关系紧张带来的地缘政治动荡能让美国成为避风港，进而有利于美元回流。”
俄罗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网站曾经刊文说，冷战结束后，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尝试制定对俄政策，但一直没有成功。30年来，美国总统的政策都有不切实际的部分。俄美关系中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美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的现状，试图改变其政治制度；克里姆林宫一直在抵制在俄境内和邻国煽动不稳定的威胁。
在吕祥看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自始至终”都是对抗心态，只是在不同领导人的执政时期会出现一些摇摆，但即便是在特朗普时期，也没有改变美俄在一些重大利益上出现冲突的状况。而美国政府之所以偶尔产生摇摆心态，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合作最紧密的大国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想要遏制其中一个，就需要与另一个拥有相对缓和的关系，但实际操作这种逻辑时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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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