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9月26日德国大选举行，在位16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告别政坛。今年1月，默克尔曾经预言过自己离职的场景——那是在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国会上演举世震惊的一幕后，默克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离职一定会非常乏味。”然而，当默克尔真的要离开，人们梳理她的政治遗产时却发现，这位一向以低调著称的欧洲女政治家已为德国甚至国际政治打上了属于自己的深刻烙印。
默克尔的政治遗产——成在挽救一体化成欧洲中流砥柱，败在难民潮激发极右翼崛起
有人说，默克尔执政的16年，也是德国和西方世界频频遭遇危机的16年：从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蔓延到欧洲，到肇始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从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引发欧洲诸多社会矛盾，到特朗普上台使美欧盟友关系饱受挑战；直到默克尔临近退休，新冠疫情仍在令西方多国头痛不已。然而，在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中，德国却巩固甚至加强了自己的全球影响力——这或许是默克尔为德国留下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2018年6月的G7峰会上，默克尔等多国领导人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面交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国问题专家姜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默克尔执政的16年，大幅提升了德国和欧洲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与塑造力，“尤其当全球格局因美国而变得动荡时，欧洲和中国一起成为了世界局势的稳定力量，这和默克尔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德国之声”在早前的一篇报道中形容称，尤其随着第四届任期的开始，默克尔逐渐成了世界政坛的中流砥柱。她不断强化“德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依赖多边框架”的概念，并在团结欧洲或西方、让冲突各方保持对话方面，显示出很强的能力。
“在2005年时，德国的外交议程远没有今天复杂：2005年的德国只需处理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和法国在欧盟框架下的合作关系，以及和欧盟间以经济贡献的方式推动一体化的关系即可；而今天的德国需要独自面对和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大国关系。随着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上升，国际社会也会随之对它产生更高的要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在全球事务中政治影响力的变化要得益于默克尔的几次“关键抉择”。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走出了把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第一步，这和默克尔顶住德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同声音做出抉择密切相关。”这名欧洲事务专家表示，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德国又主导了欧盟和俄罗斯的外交，进一步把在欧债危机中获得的影响力转化为面对大国的外交主导权，而在这一过程中，默克尔和普京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和互动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5年，默克尔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6年的任期中，默克尔经历了4任美国总统、4任法国总统、5任英国首相）
很多舆论认为，默克尔一个重大的政治遗产是她挽救了外界对欧盟一体化的信心。在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和难民潮中，默克尔和德国成为在风雨飘摇中支撑欧盟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这二者，欧洲单一货币乃至整个欧盟很可能已经解体。
默克尔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自拍
姜锋对记者分析认为，在默克尔执政期间，欧洲各国社会不断分裂、分化，尽管默克尔的执政风格相对温和、保守，但她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继续推动欧盟一体化，抵抗住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剧烈冲击，维护了“统一欧洲”的理念，也在推动“欧洲成为民众的欧洲，而不止是精英的欧洲”。
不过，在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中，默克尔“打开边境大门”的决定导致汹涌而来的难民潮——在两年内，德国接收多达100万难民。这一举动曾让默克尔获得了国际上大量的褒奖，可另一方面，也一度使德国国内甚至欧盟内部陷入政治分裂，极右民粹政党乘机崛起，其在政治上的后遗症至今仍在发酵。
12次访华创西方纪录，离任前获普京真诚鲜花——默克尔：西方与中俄间的“关键对话者”
在西方舆论中，默克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在16年的执政生涯中，默克尔访华12次，创造了西方领导人访华次数的纪录。而且她的足迹还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从沈阳到深圳，从上海到成都，都留下这位欧洲领导人的印记。默克尔此前曾言，在每一次访问中，她都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活力和广度，这些访问也给她与年轻人更多交流机会。
（2016年，默克尔访问沈阳）
姜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默克尔对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务实、稳健的对华执政理念和风格，“这使得她不仅成为欧洲国家领导人中持续深入推动中欧关系的政治家，也因此成为德国和欧盟本身利益最重要的实现者。”
“默克尔的对华态度要分阶段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崔洪建对《环球时报》介绍称，在默克尔刚上任的两年，由于不了解中德关系的共同利益，并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曾走过一段弯路，但很快，默克尔找到了和中国务实合作的正确方向。
（2010年，默克尔在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内参观。）
他认为，中德关系在默克尔前两个任期内得到较大发展，在这一阶段，可以说中德合作在中欧关系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尤其是相互依赖度极高的双边经贸关系甚至成为整个中欧关系的“稳定器”，中德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与西方合作的典范。
（2014年7月，默克尔在成都学习川菜宫保鸡丁的做法）
不过，崔洪建表示，从默克尔第三任期末期开始，德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一定变化，这主要源于德国舆论对中国的认知发生变化，默克尔对华政策受党内和政府内牵制的因素越来越大。德国国防部等部门也出现和默克尔对华政策不同的调子，“默克尔在德国对华政策上的掌控力似乎在下降”。
（2006年5月，默克尔乘坐世界上第一辆商用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前往上海机场，搭乘前往柏林的航班。）
而在对俄政策上，或许由于其生长于东德的背景，默克尔显然比许多其他西方政治家更了解俄罗斯和普京。今年8月，默克尔在离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时，一向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普京甚至向这位长年的政治对手送上了一束粉红色的鲜花，成为国际政坛一段轶事。
（2021年8月，默克尔最后一次访俄，俄罗斯总统普京送上鲜花）
分析认为，在执政期间，默克尔是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键对话者”，她多次采取平衡立场，在俄美欧之间斡旋调解。而德国虽然在克里米亚等多个问题上和俄罗斯的立场有重大分歧，但俄德之间始终保持对话和沟通。
（默克尔与普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挥别“欧洲祖母”，德国将迎来稳定延续还是变化转折？
在当下国际格局正隐隐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默克尔却常常向世界传递着“稳定”的信号——尽管在西方选举政治中，受欢迎的政客往往喜欢描绘蓝图、梦想、价值观等令人热血沸腾的宏大叙事，但默克尔的政策和执政风格却只会让人联想到稳妥、谨慎和连贯——就连她数十年不变的发型、着装和打扮也是如此。当美国总统从2005年至今已经从小布什到拜登更换了四任，默克尔的名字却已经几乎和德国总理划上了等号。
与同样是欧洲著名女政治家的撒切尔夫人拥有“铁娘子”的称号不同，谨慎低调的默克尔被很多人称为“欧洲祖母”“德国大妈”，但这并非贬义：2016年底，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即将离任的时候曾说，“当我回首过去8年时，世界舞台上再没有比默克尔更稳重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初入政坛时，默克尔曾被称为德国前总理科尔身边的“小姑娘”）
然而，默克尔带来的“确定性”正逐渐被更多“不确定性”所取代。“德国人即将带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去投票。这是16年来第一次没有‘写明’谁将在未来四年领导这个国家……这位伟大的女总理在她的决策中传递出一种牢固、可信和可预测的感觉，而现在，在大选日益临近之际，还没有任何一名候选人可以替代她。”西班牙《国家报》这样评论称。
报道称，“默克尔的稳定”将随着她的卸任而结束。分散的投票、执政联盟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些将彻底改变德国的政治版图。
“在默克尔结束16年执政之后，德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将面临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其中，中德关系与中欧关系的调整也不出意外。”姜锋认为，不过，即使社民党赢得选举，其在对华关系上也与默克尔过去这些年的对华政策较为一致——在默克尔执政初期，其外长就是社民党领导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的对华政策是默克尔与社民党共同塑造、执行的。因此，中德关系料不会发生“断崖式变化”。
“中德关系在默克尔时代的积极进展，既有赖于双方对彼此的积极认知，也有赖于外部国际秩序的大致稳定。”崔洪建则认为，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将导致德国对华政策有更多争论和博弈，不确定性上升。与此同时，受中美博弈大环境的影响，德国政策将不得不考虑更多中美平衡的因素。此外，推动欧洲一体化将继续是德国的重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能成为德国向外转移矛盾的对象之一，德国和欧盟内部的矛盾都可能作用在中德关系上。
但他同时指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已经成为德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无论是谁接班，或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绕不过在默克尔对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修改，全部翻盘的可能性很小。“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维护德国利益的核心上，尤其是经贸领域的利益，不是说放弃就放弃，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或政府敢轻率地付出这样的代价。”
26日，德国将进行联邦议会大选，初步统计结果将在当晚公布。按规定，新一届议会应在选举结束后30天内召开第一次大会，而默克尔的任期也将随着大会的召开而结束。
“后默克尔时代”，中国和世界将迎来一个更倾向于稳定和延续的德国，还是一个将迎来变化与转折的德国？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