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传染，尤其有不少病例是通过印度家庭中的佣人传染的。在印度，许多富人家庭都会雇佣保姆、佣人、劳工，而且一家雇佣好几个，有打扫卫生的，做饭的，看孩子的，遛狗的，不同工种，“各司其职”，而佣人也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家庭成员。这种情况也导致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从本月初起，我所在的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就已经开始“封城”。不过，印度的“封城”和国内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宵禁”，也相对宽松：白天，基本的生活服务都还是开的，商店、杂货店都可以买东西，晚上关闭。饭馆也开张，不过现在不允许堂食，只能外带。人可以出去上班、买东西，但不可以漫无目的地闲逛。公交系统还在运行，但没有许可的私家车不能随便出街。不过，整体来说，封锁之后，孟买街头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许多。
我个人现在每隔一天还是要去办公室一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不过，从去年印度疫情还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采取了像国内那样的措施，分组上班，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也会叮嘱司机等印度本地同事戴口罩，下班后千万不要参加聚会，但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
在印度现在这种局面下，很多中企员工就指望着国产疫苗能快点进来，但我感觉这可能比较难以实现。印度自己是疫苗生产大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没有意愿引入中国疫苗。但要接种印度疫苗，我们也很担心：他们三期试验还没有结束，疫苗质量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打完之后，抗体会变成阳性，申请回国时能不能认？也不知道。
然而，眼睁睁地看着印度的病例一天比一天上升得快，我觉得恐怕也顾不上以后了，眼下保命才是最要紧。于是，在4月印度开放对45岁以上人群注射后，我立即去医院接种本地疫苗。后来，听说有其他中国人也接种了。
据我所知，现在在印度的中企员工绝大部分都希望回国。但是，这一愿望实现起来也有一定困难：一是印度和中国间已没有直飞航班，就连中转路线也很少，大部分国家已暂停和印度之间的客运航班；二是我们一些中资企业是央企、国企，我们需要保障国家在印度的利益和业务运营，有一份责任在这里。去年印度暴发第一轮疫情时，大部分中资人员已经通过商业包机和其他渠道返回国内，今天仍坚守在这里的中企员工大约只有五六百人，大多都是实在没有办法扔下业务回国的。
所以，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印度自身的情况能有好转。尽管大部分预测是，印度的感染情况还没到高峰，要到五月才能迎来拐点。但我看到，孟买在实施封锁一段时间以后，前两天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有所下降，这说明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还是有用的。
“一户6人，3个感染——或许，我们的‘群体免疫’过程才刚刚开始”
谭喜凝，互联网企业员工，2017年嫁与印度男友，现居古尔冈
我印度的家中住着六个人：公公、婆婆、丈夫、我，还有一对夫妻租户。现在，六个人中已经有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或许我们正刚刚进入“群体免疫”过程的开端。
我的婆婆和丈夫大概是在上个月底印度传统节日“洒红节”上感染的。那天，婆婆去亲戚家参加宗教活动，回来后不久就出现了发烧、疲乏等症状，后来丈夫也很快有了症状。再后来，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家人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我不知道传染链到底是怎样的，但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不幸中的幸运是，两人的症状都比较轻，所以在家中自己进行一些保守的康复治疗。公公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负责照顾他们，而目前还是阴性的我则搬入了家中的顶层，独自一人隔离起来。我也开始联系国内的一些朋友，下单一些药物，为万一感染提前做一些准备。
比我和家人要不幸一些的，是我们家的租客，他们是一对夫妻，妻子在我丈夫和婆婆感染期间，也确诊了。她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被送进了医院的ICU观察治疗。她住的是一家很不错的大型私立医院，但据说那里一些治疗新冠的药物已经用完了。然而，她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印度还有一些连床位都没有了的医院，至少古尔冈这样的大城市医疗资源还没有被“击穿”，她还有床位可以得到治疗。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来看，这轮疫情中家庭内部传染情况非常严重。我家已经算是有隔离条件的了，但70%以上印度人的家庭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印度人家庭观念很强，习惯两三代人住在一起，因此老人和小孩也比较容易感染。
不过，或许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我感到印度人虽然也为疫情和得病的亲人感到焦急、痛苦，但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并不像许多外国媒体报道的那么“惨”。印度社会的等级概念很重，一些穷人会认为，比起感染，明天有钱生活下去或许会更重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有一天真的因病过世了，我们又能怎样呢？就好像在我婆婆和老公眼中，得病与否，病情怎么发展，“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