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像格蕾塔·桑伯格这样的环保主义者为什么不关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总部位于美国的在线问答网站Quora上，有外国网民这样问道。这也是很多人的困惑。对于日本决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近年来异常活跃的瑞典“环保少女”却未发表任何看法。不仅桑伯格有些“反常”，众多西方环保组织此次都很低调——除了总部位于荷兰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国际媒体报道中很难找到其他对日本灾难性做法表示反对的西方环保组织的名字。动不动对发展中国家环保问题严词批判的西方环保组织，为何这次哑了？“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很多环保组织已缺乏环保激情，承载着更多所谓政治性、意识形态等负担。”德国环保政策学者克劳菲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们如今更像是游说组织，帮助一些利益集团争取话语权。
“格蕾塔，就这样吗? ”
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一事上，近年来被西方国家热捧的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的反应受到广泛关注——这次，她只是转发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帖子和半岛电视台的一则新闻，未发表任何评论。有网民质疑道：“格蕾塔，就这样吗? 对于一个巨大的环境灾难，你只转发了那条新闻？你的‘你好大的胆子’哪去了？”
并非是桑伯格最近低调了，她仍在四处积极活动。15日，BBC发表对她的专访，盛赞她“刚年满18岁却毫不妥协”；4月22日，桑伯格计划在第52个世界地球日当天到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该会议内容主要跟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有关。
是桑伯格要避开核污染这个她不熟悉的话题吗？毕竟关注气候变化才是她的“主业”。但其实，桑伯格并非没踏入过她“不擅长”，甚至是“毫不相干”的领域——去年10月，她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自己手拿标语牌的图片，“声援”12名偷渡台湾过程中被内地海警抓获的香港人。当时桑伯格称，自己是在被黄之锋点名的情况下，参与了这场“声援”活动。此事并非桑伯格第一次因涉足政治话题而引发巨大争议。2019年12月，黄之锋在一则推文中称赞桑伯格是“青年力量的象征”，还将气候变化抗议和香港“修例风波”联系在一起。桑伯格随后回应称，“勇敢而鼓舞人心的黄之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桑伯格的“环保运动”并不纯粹。有分析说，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一事上，西方政客和媒体都保持了沉默，对于一贯受西方舆论推崇的桑伯格而言，如果她抨击了日本，则意味着展现了不符合西方主流的政治姿态，这样并不符合她的个人利益。
“预言家还是傀儡？”《华盛顿时报》曾刊文说，人们越来越担心，桑伯格是一枚“政治棋子”。在美国格罗夫城市学院教授亨德里克森看来，有成年人把桑伯格“当作一个傀儡和代言人，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议程”。俄总统普京也在2019年说过，桑伯格可能在为利益集团服务。
一些发展中国家指责过欧盟炒作桑伯格，称这名“环保少女”挥舞着“政治正确”的大棒，想要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她去向发展中国家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应该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而无法像瑞典一样。”普京也曾这样说。
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发生转变
不仅是桑伯格这样的“活动人士”在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一事上沉默，欧美环保组织都很“低调”。其实，它们也并非全体“按兵不动”，比如总部位于荷兰的绿色和平组织从日本政府相关决定出台伊始，便摆出“坚决反对”的姿态，谴责东京“蓄意用放射性垃圾污染太平洋”的“非合理性行为”。不仅绿色和平组织总部发表了声明，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分支也陆续表态，德国分支在4月13日发表题为“危险的神话”的文章，称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是“故意的错误判断”。另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分布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分支也谴责日方“将人民权利置于危险境地”的“可憎行为”，其新西兰分支负责人丽莎·伍兹呼吁新西兰政府出面干预这种行为。
除了绿色和平，难以再找到知名西方环保组织发声的例子。比如一向给人“重视环保”印象的德国，这次也只有个别组织出来批评日本的行为。要知道，德国拥有8000多家环保组织、2000个参与环保行动的基金会，其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保护联盟”在本土就有2000多个分部。目前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的芬兰人涅米宁对《环球时报》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日本核污染水事件在德国以及欧洲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的批评，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政府以及环保组织“基本保持沉默”，“这与他们平时关心环保话题的气氛大相径庭”。
西方环保组织和活动人士“音量小”的原因是多样的。在加拿大，很多“反核电派”加入绿色和平等组织的反对“合唱”；与此同时，一些在该国颇受推崇的英国学术界人士，比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分子病理学教授、放射学专家杰拉尔丁·托马斯，近期积极为日本“背书”，多次在加媒上称“核污染水直排丝毫不构成健康风险”，强调 “化工厂废水排放比这更危险、更值得关注”。在德国，诸如“自然保护联盟”等组织不太关心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更关心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建设损害当地生态一类话题。
中国复旦大学教授沈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西方大多数环保组织沉默的背后，是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他们的认知已“异化”。“欧美组织如今眼中的环境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二氧化碳排放；而我们目前关注的日本核污染水问题实际上是偏古典意义的，即环境污染问题。”沈逸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欧美发达国家已把本土的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因此，环境污染问题跟他们自身关系不大了。
“本质上，欧美国家是以一种自私自利的方式，而不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环境问题的。即便是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它们秉持的基本态度也是‘我生病，你吃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欧美环保组织失去了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共情能力。”沈逸说。
“政治站队”和“俱乐部化”
“大多数环保组织保持沉默，并非是他们不清楚日本这么做会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而是他们不得不沉默。”德国环保政策问题学者克劳菲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今许多环保组织具有很多“政治性”“意识形态”等色彩。
美国很多环保组织都是非营利组织，虽然打着“公益”的名号，看上去代表大众利益，但实际上，它们受到背后“金主”影响。不少影响力较大的非营利组织直接或间接带有美国政府、两党、大集团、大资本家的“血脉”。这些“金主”要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除海产等行业的少数直接利益受损者外，其他人都会对日本的行为装聋作哑。而且美国至今较依赖核电（占比约20%），其技术虽然较日本领先，但很多核电站“年事已高”，因此它并不希望主动挑起“反核电”话题自找麻烦。另外，清洁能源也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多年来力推的议题。在美国内部，有关环保政治化的讨论集中在两党对立上：这是一个表现党派忠诚的问题，如果你是民主党人，就应该关心环保，如果你是共和党人，就该更在乎经济而非环保。
美国国务院称赞日本政府的决定是“透明”的，一些主流媒体要么只是报道无关痛痒的消息，要么拐弯抹角地刊登“科学分析类文章”，安抚人们“不必杞人忧天”，环保组织也不站出来说话。美国的这种氛围影响了欧洲。“如果欧洲环保组织批评日本的决定，他们就需要考虑自己可能承担的后果，比如受美国施压，因此会更加谨慎。”克劳菲特说。另外，与美国一样，不少欧洲国家也注重核电发展。
沈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欧美国家政府和很多环保组织在日本核污染水问题上的沉默，可以用“政治站队”来理解。而且在欧美国家，环境问题存在“俱乐部化”，即关于环保的知识和能力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大众对环境问题的恐慌和认知由精英在主导。另外，欧美国家目前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是金融化的，比如他们治理二氧化碳减排的核心是碳排放权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关注如何从环保中挣钱”。
之所以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保问题，也有经济考虑。欧洲环保组织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订单。一名曾在欧洲某环保组织担任主管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操作模式：环保组织开展有目的性的研究调查，其结果可能是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领域不注重环保，然后欧洲企业登门推销自己的产品。
“欧美国家对日本核污染水的反应折射出，其环保组织甚至整个环保运动已经异化。”沈逸说，其精英阶层脱离了环境保护的本意，把用于实现环保的手段，例如知识、概念创新、社会运动、金融化工具等当成目的本身，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或者赢得政治声望。（环球时报记者 侯健羽 陶短房 青木 纪双城 辛斌 李司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