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旅加学者
3月16日，作为首批出国进行正式外交访问的拜登政府高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日本东京，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岸信夫，举行了美日“2+2”会谈。
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日两国指名道姓地就中国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点名攻击，更就涉及主权及领土争端、“一个中国”等中方核心利益问题，发表了诸多刺耳言论。
美日两国间举行“2+2”会谈，却将会后联合声明的大段篇幅留给“第三方”中国，这无论如何都是异乎寻常的安排。人们有理由关心，在如此“不合惯例”的联合声明背后，美日两国各打着怎样的算盘？
从近期一系列举措中，不难清晰看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轮替，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坛视中国为主要对手、威胁的现实。美国试图不顾“吃相”竭力阻挠、打压中国发展，并力图借助自身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长期“做老大”的先天优势，在世界各地缔结针对中国的“同盟”，逼迫各国表态站队的动作层出不穷。具体到印太，就是包括3月12日美日印澳四方（QUAD）外长电话会议、3月17日奥斯汀访问韩国，以及美日“2+2”等在内的一系列外交“大动作”。这一系列动作异常清晰地围绕着两大“主线”：首先，借此突出和巩固美国在印太的主导地位；其次，软硬兼施，力图迫使亚太盟友、伙伴站在美方一边，合力对付中国。
仅就“2+2”本身而言，美方基本达到会前通过《和平稳定繁荣的基础》一文（美国政府当地时间3月14日发表）所公开表述的会谈目的，即仅以“美国绝对参与日本防卫”和所谓“《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等空洞承诺、担保，和“共同价值观”之类抽象概念为代价，换取日方在美方所期待的“合作对抗中国对亚洲和全球所带来的共同挑战”方面，亦步亦趋地几乎完全按照美方所拟定的脚本照本宣科。
当然，美方并非真那么外行。尽管在政治正确大背景下必须对中国摆出一副“臭脸”，但他们也并非不清楚，中美间的问题必须靠中美坐下来谈才能解决问题，正因如此，才有了安排在3月18日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对话。但很显然，美方仍沉浸在“优势心态”心理暗示中不能自拔，在对话前通过一切可能手段、平台和渠道，竭力摆出一副对华铁腕、居高临下的教师爷做派，并早早暗示了一厢情愿的会谈流程、内容，试图借此获得一个可以在国内和国际间炫耀的“胜利”，甚至借此以美方意志为标准，给中国立规矩。而“2+2”及此后的联合声明，同样是这种藏不住的“小心思”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日方何以如此入戏和配合？
不论QUAD、美日或美韩关系，都远不是平等、互利的盟友关系，而是一种主从分明的主导与被主导、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对中国进行包括点名攻击在内的全面对抗，更多体现了美国部分利益团体和政治集团的意志、利益，却并不一定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要求。正因如此，QUAD外长电话会议最终“虎头蛇尾”，拿出一纸只字不提中国的联合声明。也正因如此，同样在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庇护的韩国，在不得不捏着鼻子答应提高驻韩美军费用同时，明确表示“在中美间选边站不符合韩国利益，韩国不会这样做”。
与之相比，日方在“2+2”后却“保质保量”地满足了美方期待，个中缘由并不难猜到。
首先，日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东海大陆架及油气资源争端等涉及主权方面的纷争中，对自身日渐丧失“主动优势地位”深感不安，又自忖中国近年来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希望牺牲身段换取美方在这些问题上拉偏架，好借此恢复“日中平衡”。
其次，在安倍晋三因故提前辞职后，缺乏门阀背景的菅义伟匆匆上任，随即遭遇国内各项改革遇阻、新冠疫情反复、东京奥运前途未卜等一系列内忧外患，内阁支持率长期低位徘徊。在这种背景下，菅义伟内阁期待通过“对美让利”，换取后者更多支持、保障，从而确保自己平稳撑过当前难关，避免重回“前安倍时代”内阁走马灯更迭的混乱。
除此之外，日方恐怕还想借“2+2”试探一下中方忍耐的底线，看看能否拿捏一个“既喊打喊杀让美国满意、又不妨碍继续和中国谈生意”的分寸。
但现实是骨感的。在国际关系中罔顾互惠互利、相互尊重原则，恃强凌弱、以教师爷自居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无论设计怎样的机关、花费多少心力，想平空获得无本万利、损人利己的“单边外交成果”，恐都注定只能是“三十六计、计计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