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第二波疫情在欧洲已越来越严重。与去年上半年一样，欧洲的抗疫更多的是各自为战。法国、德国等主要国家疫情仍在扩散，1月25日法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考虑可能实施新的封锁措施；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因疫情和经济双重打击，面临撑不住的窘境。显然，疫情给了欧盟一个巨大的考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此次疫情危机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一直认为，“欧洲联盟”是一个“早熟”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每一次危机，反而都有助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上次持续了六七年的“欧债危机”是如此，这次疫情危机也不例外。
从最初的荷比卢等小国组成的“煤钢联营”，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后来的“欧洲联盟”。成员国数量也从最初的几个逐渐增加，一直到欧盟28国，现在又降回至27国。正是基于欧洲人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广义基督教的“宗教认同”和共同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认同”，一盘散沙般的诸多欧洲中小国家最终才决定走向联合之路。回顾当年的历史，除了这些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是二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两极世界”，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独霸天下的格局，给欧洲诸多中小国在地缘上构成了巨大的生存挤压。
然而在这些共同点之外，欧盟的最初设计者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那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存有的“异质度”问题。经过在欧洲前后二十余年的生活和工作，笔者深深感觉到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异质度之高。为此，笔者曾在欧洲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欧盟构建的合理时间轴和空间轴路线图，即“欧盟构建时空最佳路线图”的概念。
简而言之，笔者提出的此路线图概念，指的是若非当时地缘情势所逼，加之欧盟创始人们的“催生”，欧洲联盟本应该从欧洲的“亚联盟”层面起步——从“亚联盟”到“区域联盟”再到“欧洲联盟”分三步走，而非实际上的一步到位。依据均质度，先组成“北欧亚联盟”“南欧亚联盟”“西欧亚联盟”和“东欧亚联盟”，若有必要还可组成“中欧亚联盟”或其他亚联盟。然后待欧洲的各个亚联盟运转些年头、发展成熟了，尤其是各个亚联盟之间的异质度降低了之后，再陆续将比较均质的两个或几个亚联盟加以合并，形成“区域联盟”。如此这般，最终走向涵盖绝大部分欧洲疆土的大“欧洲联盟”。
无论是这几年一直没有消停的英国“脱欧”，还是欧债危机期间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种种矛盾，或是前期欧盟出现了抗疫中各扫门前雪的状况，不一而足，问题的根源均在于此。为了共同应对疫情影响，欧盟好不容易就“恢复基金”达成协议，可在目前情况下，法德等国自身也吃紧，南欧国家又逼着发钱。可见，疫情危机已使欧盟陷入困境之中。
然而，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上一次欧债危机对欧盟而言自然是“祸”，但法德等欧盟大国成功地利用危机之“机”，将欧盟在建制上的缺陷，即只有共同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却没有共同的“财政联盟”和“预算联盟”这个先天缺陷加以部分矫正。笔者预测，此次疫情危机也将促使法德等欧盟大国再次利用危机之际继续矫正欧盟的构架缺陷。
具体而言，在此番疫情危机中，无论在财力和物力上，欧盟尤其是法德这两大欧盟轴心国，都将继续扮演着欧洲抗疫场上的主角。而作为“恢复基金”主要出资方的欧洲“北方”阵营，在之前磋商“恢复基金”时，与作为基金主要受援方的欧洲“南方”阵营和“东方”阵营之间已经表现出不小的分歧。欧洲北方国家尤其反对过多使用无偿拨款实施救助，成员国若想得到救助，必须承诺对自身进行法治改革。
此次面对欧盟弱势成员国的求救，欧盟强势成员国不可能不施以援手。但在实施该基金对南欧和东欧国家纾困之际，北方国家估计必定会继续履行其内部恪守的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以援助换主权”。上次欧债危机期间，欧洲南方国家在接受北方国家给予的纾困“援助”时，被迫让渡出部分财政和预算“主权”。
此番，笔者估计欧洲北方国家还会如法炮制。在去年的欧盟峰会上，以意大利为首的欧洲南方国家，主张维持7500亿欧元的资金规模，并希望其中用于无偿拨款的部分不少于4000亿欧元；而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为代表的欧洲东方国家，则反对将援助与法治挂钩，认为这是趁机塞入不相关议题。尽管如此，但欧洲南方和东方国家原本家底就不厚，加上经济又遭受疫情打击，笔者认为这些成员国迫于国家财政和政客政绩的压力，已无太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大概率将继续被迫让渡出部分财政主权，以解燃眉之急。
总之，这次疫情危机对欧盟而言是一个挑战，却不是个大的问题。正如前述提到，欧盟成员国之间有宗教认同和文明认同等共同价值观，但其间的异质度也相当高。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轮的“疫情危机”和上次“欧债危机”一样，反而都是欧盟自我矫正先天构架缺陷的机遇，将有助于欧盟“一体化”进程向更深层次推进。（作者赵永升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