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据彭博社报道，瑞士苏黎世大学针对西方18个国家的社会环境进行了一项调查，分析了哪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更不容易滋生、传播谣言。研究表明，在18个被调查的国家中，美国排名垫底，得分为-11分，最易滋生、传播谣言。
△苏黎世大学一研究小组的研究显示，18个西方国家（芬兰、丹麦、荷兰、德国、英国、挪威、比利时、瑞士、瑞典、爱尔兰、加拿大、波兰、奥地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美国）中，美国得分垫底，为-11分，比倒数第二名希腊的-6还要低5分。
彭博社援引苏黎世大学研究者的评论称，美国人在所有标准的西方国家中，更倾向于相信“假新闻”，美国“具有轻易使得谣言与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的条件”。报告分析了导致谣言更容易传播的重要因素，一是极
虚假信息传播的土壤
两党的对立塑造美国分裂的社会
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将“极化的政治环境”作为首要因素进行分析，结合近年学界的研究成果与实例，研究团队发现，由于赢家通吃导致的政党之间的极端对立，远比价值观对立、利益冲突等传统的政治分歧更容易左右民众的情绪。
△苏黎世大学一研究团队于2020年发表《网络谣言的抵御能力：一个跨国家比较研究框架”》
就目前的美国政治而言，尽管在激化党派矛盾、煽动国民情绪上，特朗普及其团队难逃其咎，但是相关研究表明，美国政客已经惯于使用“转移注意力”“设置新的议题”“偷换概念”等公关手段，将民众的关注点进行偏转。
△学术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2019年7月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政客可以通过搜集社交媒体上公众的观点、态度调整自己对相关事件的发言，并以相配套的政策手段支持该话术，从而实现“利用民意”的可能。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坛便多次出现类似的操作，转移公众视线。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以“退出越南战争”以及采取经济手段缓解通胀的方式一度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水门事件”的调查转移开来。这一手段配合媒体的集中报道得以有效影响民众关注的焦点。而在当下，社交媒体给了政客们更加隐秘的途径来操控民意。
自2016年至2020年的美国政坛乱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另一种对民意的利用。
△2017年，彭博社发表评论，讽刺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史蒂夫·班农更像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根据《纽约时报》对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负责人史蒂夫·班农竞选策略的分析，特朗普团队成功将保守派民众的注意力和关切转向对民主党自由派倾向的质疑，从而为自身造势，在实现对对手的打压之后收获保守派民众的支持。2016年美国大选时，班农作为剑桥分析的联合创始人，通过盗用用户的个人数据，投放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广告，从而帮助特朗普在竞选中占据优势。
此外，政客凭借自身掌握的话语权力，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量，或是脱口而出，或是精心设计的某些“错误言论”会令事实核查机制近乎失效的同时，收获大量的关注与影响力。
△截至美东时间7月13日，《华盛顿邮报》统计特朗普时期总统团队在“错误信息”上的所有表述次数高达25653次，分析称，通过发布“错误信息”和带有“误导性的信息”，政客可以塑造个人形象、传达某种特定立场和态度以及影响民众认知。
本就因信息不对等而难以决断的美国民众，在政客的鼓动之下，将更难对信息的正确与否进行甄别，反倒是在美国政客们的推波助澜之下，选择了情绪宣泄和绝不妥协的对立。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2016年9月对在当年大选中突然活跃的“红脖子”进行了报道，文章将这一群体的“回归”与种族、社会地位以及特朗普团队紧紧绑定在一起。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以及《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原本近乎与政治“绝缘”的美国社会底层白人，在部分政客的“诱导”下，积极参与政治，然而他们的选择往往是更加情绪化和出于一种“渴望被看见”的心态。
△皮尤研究中心对特朗普和拜登选民的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仅有21%认为竞选中不存在“舞弊”，而拜登支持者中这一数据高达94%。
2020年大选时，特朗普尽管输给了拜登，但是仍然收获了约7300万张选票，与拜登的差距仅有约700万。选民双方对“舞弊”的不同态度，也印证双方支持者之间决然的对立。
但是，精确针对民众的施政策略，最终也反噬了政治，让美国民众也成为两党的映射，非此即彼的对立撕裂了美国社会，更为虚假消息的传播营造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