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理性地讨论,像我们这样的制度,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之下,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戴维·卡茨博士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计划,要在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和尽可能多的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生命,就会有很多人因为失去工作、积蓄和生意而陷入绝境。如果我们只盯着拯救就业,就会让无数理应能活下去的同胞面临残酷的死亡。
卡茨提出了一个“总体损害最小化”策略,能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影响的人群,同时让年轻、健康的劳动力逐步回到工作岗位,这些人一旦感染病毒,很有可能会是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让他们去保持经济运转,在我们等待疫苗的同时自然形成群体免疫。
不幸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一场理智、清醒的讨论,以促成这样一种策略。卡茨说,我们的右派对最简单的应对都心存“鄙夷”,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认为左派要负责任得多,但也免不了认为,在大流行中进行任何经济上的折中权衡都是有违道德的,“视一切允许死亡的政策为反社会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