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木子 亚太智库研究员
10月6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在日本东京举行外长级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印度外长苏杰生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参加了这次会晤。
对于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之间的合作，有许多叫法，比如四国同盟、四国合作倡议、四方安全对话等，笔者在这里采用的是四国集团这一较为模糊的称谓，以适应更多的情景和场合。
四国集团的“前世今生”
四国集团的最早构想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印度洋大海啸灾难。当时，为了应对灾后救援的巨大挑战，美国倡议和推动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协调行动，加强灾后救援合作。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着价值观的旗号，倡导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进行合作，试图构筑联盟体系。
2007 年 5 月，美日印澳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安全对话；9 月，四国加上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联合海上军事演习。但是，随着陆克文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首先宣布退出四国集团，再加上大力倡导四方战略对话的安倍晋三的骤然下台，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对中国发挥作用的大力期待，都使得此次四国集团的构建如昙花一现，很快陷入沉寂。
2012 年，再次执政的安倍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提议由美国的夏威夷、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安全。但是在当时，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作为美国伙伴关系国的印度都被纳入到了这一战略中，四国集团也就缺乏“用武之地”。
直到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后抛弃“亚太再平衡”战略，“四边对话”才开始真正“复活”，并以两次四国共同参加的磋商会议为标志，逐步走向务实合作。两次磋商会议分别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6 月举行，都是由美日印澳四国的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参加。2019年9月26日，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纽约联大开会期间举行了首次四国外长级会议，将此前局限于司局级的四国外交对话机制升级为部长级外交对话机制。
四国合作的内在动力
那么，美日印澳四国集团为什么在这10多年内能够衰而不亡，现在甚至全面复活呢？这四个国家合作的内在动力何在？
我们可以从四国讨论的内容中寻找答案。2019年外长级会议上，四国主要探讨了支持私营企业在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中的作用，加强四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协调与磋商，促进印太地区的人权和良治，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在今年的外长级会议上，四国外长共同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重点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并同意携手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概括地说，四国集团主要是以印太地区为合作区域，从安全与经济领域双管齐下, 强调保障“海上航行与飞越自由”的同时，试图加强在本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
遏制中国自然是其目标之一。比如在此次四国会议上，蓬佩奥再次毫无底线地叫嚣和煽动对抗中国。
“亚洲小北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一直希望将四国集团整合成类似于北约的组织，强化“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的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将印太防务关系正常化，建立印太地区的多边安保框架。但是，美国这个梦想很难成真。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完全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不会永远“随美起舞”。比如，在前几天的四国会议上，虽然各方同意大致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四国外长会议，但是会后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说明了四国在不少领域还存在分歧，尚未达成共识。
日本一方面要借助其他国家的帮助来敲打中国，改善在中国面前的博弈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与中国真正为敌。在四国中，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更近，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也更加复杂。此外，与中国为敌会降低日本在美国面前的国际地位，也会削弱其好不容易获得的战略独立性和自主权。
印度从冷战时期就坚持国家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政策，非常警惕从属于任何外国力量，不太可能放下大国矜持而沦为他国附庸。所以，印度倾向于以一种中庸的方式参与到四国集团中，既保证战略自主，又主动去利用美国对自己的倚仗，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印度发展的国际环境。
而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并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中澳之间没有明显的战略竞争。对于与其相距遥远的中国，澳大利亚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大国天然的警惕外，其与中国没有明显的地缘竞争，而更多的是通过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来分享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的权力与利益。但是它在经济领域则更加依赖中国，所以一直处于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状态。
可见，美国想构建遏制中国的“亚洲小北约”，恐怕只是美方的一厢情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