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近几日，德国首都柏林被一连串大规模示威游行所笼罩，仅登记的就达5100起之多。上周六的示威总计吸引3.8万余人参加，更有示威者冲击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联邦议会大厦，300余人遭警方拘捕。
此轮示威被称为“反防疫示威”。8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国发生疫情反弹，8月22日，德国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000例，几乎达到3月疫情高峰时的水平。联邦政府会同州政府迅速升级管制措施，包括公共场所强制佩戴口罩、高风险地区入境隔离等，引发部分民众对日常生活再度受限的不满。
德国人一贯是“理性”“守纪律”的楷模，此次正值疫情反弹、防控难度陡增，如此规模的“反防疫示威”令人震惊，从中折射出德国社会的几个深层次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对“个人权利”的执念，使得社会管理难度陡增。在上一轮疫情暴发时，德国是欧盟应对疫情的“样板”，其医疗资源的储备、管控措施的力度以及低病死率，均受外界称赞。或许正因为防疫效果明显，德国民众忽略了疫情的严峻性。在此轮示威中，就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既然病床数大有富余，为何要牺牲自由”。
在宗教以及社会观念的长期影响下，不少德国人对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有着一种执念，甚至常常将其上升为事关“政治正确”的大辩论。小小口罩，疫情中却成为检验“自由与否”的标志，因为“健康人群无需戴口罩”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政府无权要求“健康者”佩戴口罩。初期，德国舆论一致反对采取“封城”防控疫情。在德国人看来，自由迁徙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即便疫情肆虐亦不可剥夺。
西方社会讲究个人至上，尽管政要一再警告，游行示威权不能以危害他人为代价，但不少民众将游行示威权视为“不可剥夺”。此前也有人为游行而游行，一面遵守防疫的社交距离，一面高喊口号走上街头。
当价值观被高度政治化，政府的务实政策往往受到很多不切实际的掣肘，社会治理难度也随之上升。
第二，政治极化现象在德国愈演愈烈。此次示威，“反抗疫”其实只是由头之一，夹杂在人群当中的，有各类不同政治诉求的人群，甚至不乏大批极端分子。部分示威者早已脱离了合法表达诉求的范畴，不仅视政府抗疫法规为无物，甚至采用暴力手段与警方对抗，完全是借机发泄不满。
长期以来，在德国社会表面的平静之下，矛盾不断积累，近年在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刺激下，矛盾集中爆发。全球化既带来便利，也加大了贫富分化，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30年来，构成德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由占总人口的60%降至54%。扣除通胀因素，中等收入人群实际收入不增反降。
与此同时，主流政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使其远离民众，政策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普通民众更关心房租、育儿、医疗等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但政府对此关注力度不够，常常聚焦于欧洲一体化、地缘争夺、难民安置等“高大上”的政策领域，民众十分反感。
这正是近年来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大行其道的原因。在经济形势更差一些的东部州，“选择党”支持率已高达20%以上。对政府的失望情绪，使得部分民众期待重拾“过去的荣光”，甚至出现了一些“重归纳粹”的极端声音。此次部分极端分子在联邦议会大厦前高举第三帝国（纳粹德国）时期的旗帜，极大损害了德国的国际形象。
第三，经济好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经济差必定放大所有问题。德国的强大，最主要依托于其经济的强大。它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经常项目顺差全球第一，财政连年盈余，接近完全就业，是别国眼中的“模范”。
但是德国经济也有严重的“软肋”，即过分依赖出口，内需和投资长期不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德国出口占GDP比重名列前茅，接近45%。高度对外依赖的特性导致德国经济易受外部风险干扰。新冠疫情阻滞了全球货物和人员流动，对德国这样的外贸导向型经济体影响尤重，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德国二季度GDP环比下降9.8%，创1970年以来最大单季跌幅。
经济低迷之际，民众的焦虑情绪自然会有所上升。疫情之下，有人失业，有人收入骤减，即使是中产家庭，也可能因为无法像往常一样度假而心生不满。尽管德国经济基础较好，联邦政府又及时出台上万亿欧元纾困计划，也仍难带给民众足够的安全感。或许对于德国政府而言，解决社会矛盾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稳住经济，更多关注民生。
（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