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刚刚创下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历史就忽然谢幕，安倍的这一选择不仅给日本政坛和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也为国际局势特别是东北亚局势带来复杂影响。人们不禁要问，“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呈现怎样的走向？此前他已任日本首相八年，并打破了日本连续担任领导人时间最长的历史纪录，这对于首相更替如走马观花的日本政坛来说殊为不易。
回顾安倍任内的最后几年，中日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回暖并取得新的发展。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投我之木桃，报之以琼瑶”成为中日友好的新象征。良性的抗疫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对强化区域合作和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安倍政府虽然明确强化巩固了也巩固了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力求构建以美日澳印为主的“自由开放的印台太战略”，但并没有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还是依旧能够按照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指出的那样，“积极地”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重启多层次对话与交流，为缓和与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发挥了了一定的作用。自2017年6月以来，安倍多次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在2018年实现了日本首相时隔8年之后的再度访华。安倍还一直推动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在涉港问题上，安倍政府也没有追随欧美国家的脚步，拒绝发表涉港声明。
如今，随着安倍即将离去任，首相之位的竞争业已展开。从民众的期待以及自民党权力博弈的过程来看，前外务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和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都是有力的候选人。那么，“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呈现怎样的走向？
应该看到，尽管当前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在政治安全领域更是如此。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差异、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等等， 都是限制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无论谁成为安倍的继任者，妥善处理这些突出敏感问题都是必须面对的课题。
日本近年来急于改善对华关系，是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与国内政治需要双重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政府借口地区热点，以安全转型为突破口谋求走向“新宪法”的“新日本”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就导致了日本对华政策显示出经贸领域与安全领域之间、双边层面与多边层面之间明显自相矛盾的双轨、两面特征：一方面谋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战略对峙和战略预防。例如，日美防长在日前会晤时，再次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依托日美同盟行遏制中国的意图，也揭示了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路的曲折坎坷。
既然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难以走出左右摇摆的外交困境，新首相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执行安倍的既定路线，对华立场也会服务于日本外交大局，中日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日双方都深知近几年来形成的关系改善的形势来之不易，两国政府都希望尽可能维持这一关系，主观上会尽量避免让两国关系再回到2017年之前的那种状态。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对中日关系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双方都需要稳定关系和主要在经济文化及民间交流方面进行合作。在不发生政治安全危机的前提下，双方关系确实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两国关系仍然很脆弱，还经不起政治安全危机的冲击。当中美冲突升级状态下日本不得不选边站时，两国关系免不了难免还会出现问题。
因此，中日关系要想行稳致远，必须要着眼长远大局，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经历了前些年的颠簸之后，两国社会应对今后的中日关系形成更多成熟、理性的思考。
当两国之间出现矛盾分歧时应明辨是非曲直，审慎判断关于两国关系的各种声音是出于个人好恶和私利，还是真正的国家利益，着眼各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中日关系大局看待两国关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管控矛盾分歧，寻求解决。
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决定了双方保持积极势头、构建新型中日关系将是一个充满博弈、艰难曲折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这一过程应以实现合作共赢为总体导向，以强化务实合作为关键抓手。面对复杂的形式，中国需要对日本政策、关系现状及走势做出综合评估，既正确认识改善关系的历史性机遇，又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一方面要倍加珍惜，充分利用，积极挖掘并扩大两国共同利益，逐步形成并增强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依旧，日本对华立场仍不脱“政经分离”策略考量的本质。同时，鉴于中美关系异常紧张的现况，要对新首相在东海、台湾、历史等问题上可能的挑衅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有力应对，实现外交转圜与维权、维稳的有效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