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视觉中国 资料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国际经济政策中，提高关税和贸易本土化无疑是较为突出的特征，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批评。无疑，对关税措施的大胆采用和贸易本土化的鼓励确实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宣传导向。但是，这一特征是否意味着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反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呢？
对此，美国和世界舆论是存在争议的，大致有两种差异较大的主张。其中一种主张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是“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政策，另一种则主张其推行的是“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这一争论说明，对于特朗普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不能仅仅因为直观、局部的感受而轻易做出判断，而是要深入地予以思考和辨析。毕竟，如果错误地判断了特朗普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实质，难免就会对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和利害影响做出错误的分析，进而将影响在国内和国际层面有效回应。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这里将简要探讨特朗普主义是不是一种反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政策。
“反全球化”还是“另一种全球化”
要想探讨一项国际经济政策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首先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此，学界早有定论：全球化就是商品、资本和人员的跨国境流动，凡是意在促进这种流动的就是支持全球化的政策，凡是意在妨碍这种流动则是反全球化的政策。此外，判断是促进还是妨碍还要看其整体和长期影响。例如，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限制某一产业部门中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从短期来看这自然会妨碍全球化，但是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保证经济部门的整体全球化的推进，这些限制措施本身也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因此，也不应当将含有这种限制措施的国际经济政策都视为是反全球化的。
用这一标准来审视特朗普政府，主张其是“反全球化”的看法主要有三点依据：第一，特朗普在贸易上推行了本土主义（nativism）政策，还针对部分国家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关税，这两者都直接妨碍了商品的跨境流动，还可能进一步造成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的连锁反应；第二，特朗普反复强调爱国主义和主权等要素，本质上是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力量，而重提民族国家则意味着强调主权的分割和边界。这与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削弱主权国家体系、用限制民族国家主权来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作用方式背道而驰；第三，从特朗普投身竞选之初到2018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演讲，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多次公开声明反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globalism）”，特别抨击了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在内的多边治理机构和跨国官僚“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权威”，表现出了强烈反对全球治理的态度。
但是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主张特朗普主义是“替代版全球化”的看法也有三点主要依据：第一，特朗普主义的最显著特征是要营造有利于资本的国内外环境。在国内特朗普主张的是减税、金融和环境领域的去规制和反工会政策，这些举措都进一步提高了资本而不是劳工的地位；而在国际上，特朗普则是要求其他国家进一步向美国政府打开投资市场，放松对美国资本的限制。相比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的这些做法更有利于资本的跨国流动。而且，这些政策不光会影响美国自身，还会带动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这说明，特朗普主义在资本流动这一重要问题上是在促进各国向竞争性国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发展。而以增强国际经济力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性国家则正是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的产物。
第二，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回归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目的是要扩大而不是减少或者放弃国际市场，对关税的暂时提高是一种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进一步打开市场的手段。以此而言，特朗普政府虽然目前在上商品的跨国流动上开了“倒车”，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退一步、进两步，最终着眼点还是总体全球商品市场的扩大。
第三，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反全球化措施具有虚伪性。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德国选择党、奥地利人民党这样的右翼政党，它们一面主张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但是另一面又主张降低税收和政府管制，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在现实中，前者往往停留为吸引选民的政治口号，后者才是实际政策。本质上，这些右翼政治力量信奉的是哈耶克式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极端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它们实际上反对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跨国管制，而不是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右翼全球化”的新阶段
两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主义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但是比较而言，后一类观点对特朗普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把握要更加精准，抓住了特朗普政府“亲近资本”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特朗普主义不可能属于经典意义上的左派的“反全球化”，因为后者的核心诉求是要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节制资本，而不是把这种力量拿来对付外来移民。对特朗普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的认识应当注意到两点：
第一，特朗普确实多次批评“全球化使得那些捐赠政治家的金融精英大发其财，而让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一贫如洗”，但是他对全球主义的批评更为直接和频繁。在特朗普眼中，全球主义实际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外部约束。无论是欧盟这样区域和全球治理机构，还是WTO、TPP这样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它们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了管理了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为很多国家提供了缓解全球化冲击的“保护层”。事实上，特朗普丝毫不反对最能体现新自由主义特点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资本和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特朗普对全球主义的攻击更多的是反映了他对部分国际机制减缓了全球化发展速度，特别是妨碍了美国的商品和资本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不满。是因为既有机制不能在美国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规则争端上满足美国的要求和偏好。
第二，特朗普虽然强调民族国家的作用，但是这种论点主要是用来抵制“全球化的政治”，从“进口”的角度来讲就是反对跨国移民的进入，从“出口”的角度来说则是不在意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是否能从全球化中平等受益。而在国内政治领域，特朗普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其实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是要进一步向市场放权，而不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在施政中，特朗普也号召过美国企业不要在海外开设工厂，应当将海外利润拿来投资美国，但是并没有多少实际政策来加以支撑。
对资本的亲近决定了特朗普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是一种用“保护工人利益”作为伪装的右翼全球化，在本质上其与美国从里根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际经济政策一脉相承。 之所以称这些政策为“右翼全球化”，在于它们解决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失败者”问题的路径。按照标准的全球化理论，全球化必然会在一国内部产生较为显著的“失败者”问题、在国家之间产生贫富分化问题。如果长期积累和恶化，这一问题就会严重削弱一国继续参与和推进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基础。要想缓解全球化带来的国内政治问题，大体有两种路径。
一种是特朗普大加批判的全球主义。资本、商品和人员流动的不对等会导致国家间的贫富分化，一方面既取决于要素本身的流动性，但是同时也受到国家主权体系的影响。因此要想保持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最为积极的方法就是在国际上削弱主权体系的地理分割，提高人员的跨国流动性，这样在理论上就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最大程度地增加全球化的受益者。相对消极的方法则是控制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速度，减缓这种流动造成的国内冲击，形成受管制的全球化（regulated globalization）。
另一种则是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所谓的“嵌入”实际上是要改造原有的单纯强调市场力量的经典自由主义，通过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给予全球化的失败者以各类补偿，以换取这些受损者对全球化的持续支持。这种补偿可以是失业保险、再培训项目，也可以是整体上提高国家福利水平。其中的最佳方式还是要提高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让一国在全球化中的成功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由失败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而这同样需要重视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