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茨茅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安德拉斯(David Andress)在《文化痴呆》(Cultural Dementia)一书中指出，当今政治生态中“刀耕火种”式的愤怒是对过去历史的刻意遗忘。安德拉斯反对对于历史的浅显解读，如果每件事都是循环中的一部分，那还有什么去值得发现的？不过他也承认，“除非你足够富裕，不然所有事情的解释都会归结到经济原因上来。经济上的匮乏和不安总是会迅速转变为愤怒，成为后续事件的‘替罪羊’。”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教师，我一直在尝试让人们理解，社会总的说来是个暴力和等级分明的地方，”他说。“像你我这样的人希望社会不再那么充斥着暴力和阶级差别，所以会为此努力，但我们从未真正成功过。当人们感觉自己足够安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劝说他们和善地对待别人。”愤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但当它广为流传时，就会成为占据主导性的社会情绪。安德拉斯注意到那些历史上未被愤怒所裹挟的时代，“敌意一直都存在，这就使得和平年代的政策和计划更为重要。”
对于愤怒的精神心理学分析并不排斥经济因素，也不将其作为一项“全新现象”所解释，但人类情感中确乎存在现代化语境导致的新生部分。作为极具洞见且颇受欢迎的学术著作《社交网络的心理动力学》一书的作者，艾伦·巴利克(Aaron Balick)表示：“我很确定，愤怒在当下被更多地表达出来。我们所见的是一系列情绪‘传染’的结果，而社交媒体应该为此负一部分责任。愤怒也有从众效应：如果有人将其表达出来，这会驱使更多的人都去表达自己的愤怒。”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重要的不是情绪本身，而是它带来的行为，比如对于情绪的发泄、消化或是压抑。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细小琐碎的事情都能成为扣动愤怒的扳机。有了Facebook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都能接触到他人表达的愤怒。不论我们处在康德拉捷夫曲线的哪一点上，我们的生活经历与过去的人都是如此不同，他们只会因为某种“严肃”的大事才会“传染”愤怒，比如烧死女巫。
“狂热情绪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对于‘政治正确’的追求中，当你积累了过多情绪，就会爆发出来。比如有些职场上就是如此，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抱怨，负面的情绪一直堆积，不可能会自我疏导，也没有人去主动解决。”这无疑是事实，很多办公室里一直存在着嘈杂的抱怨，亲近的关系只能由分享负面情绪而形成。正因为你没有合理地对待负面情绪，你才会越来越喜欢抱怨。
愤怒亦可区分“好坏”
对于职场上的“愤怒”，我们常常束手无策，但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我们得以将其转移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你可以浏览论坛和网站，为别人家懒惰的丈夫和麻烦的婆婆感到愤怒不已;也可以找到在政治意见甚至是标点运用方面“志同道合”地大发雷霆的朋友;冲着火车上吵闹的儿童大吼，或是怒骂把自己的狗留在车里的主人，这些桥段天天都会在Facebook上演。巴利克表示，这些社交论坛“使得狂热情绪的‘传染’成为可能”，但同时这也不是百分百的坏事。例如，社交媒体上潮水般的愤怒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还有其他由民众发起的请愿网站或是公益性项目。很多传播甚广的诉求就是从社交媒体上“惹恼”网民的某个故事开始的。
特定的情绪爆发可以产生有建设性的结果，而要想区分“好”的愤怒和“坏”的愤怒，就必须思考愤怒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侵入了你的空间，你可能会因此发怒，并且让他‘滚开’，这种目的在于维持个人边界的愤怒也是有‘建设性’的，”巴利克表示。社交媒体的复杂性在于，“有人可能会僭越我们的身份或是信仰体系”。要是有人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碾过你的脚趾，出于对陌生人的礼貌，你可能也不便对此发怒。所以，当你回到线下的真实世界时，虚拟世界中的那一套就不管用了。而我们在网络上进行着“自我声明”的同时，这一行为中的私人边界却随时都可能被他人所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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