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巴马西点演讲中的“舍我其谁”到特朗普就职演说中的“唯我独尊”，世界并没有变，变化的是美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这种变化在冲击美国诸项内政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在冲击着曾经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误读与过度反应：美国对华战略焦虑
美国的自身焦虑正逐渐传导到其外交政策之中，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其首要表现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读和误判。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班农是特朗普竞选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有人称之为特朗普获胜的“军师”，更有人认为他是特朗普的“精神导师”。对比班农的政策主张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行为，可以发现二人气味相投、偏好相近，班农在大选过程中和特朗普当选后的一段时间内形塑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班农在离职后的几次演讲中充分展现了他对中国的误读和误判。班农精心研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认为十九大报告是中国的“全球霸权统治计划”，中国奉行“儒家重商主义并将在2050年之前称霸全球”；认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出二十一世纪中国将统治全球制造业的蓝图、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扩张计划、中国发展5G网络将确立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金融技术将把西方从世界资本市场上踢出去、人民币将取代美元储备货币地位。
班农强调中国硬实力发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参议员卢比奥则突出中国软实力发展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生造了“锐实力”这个词语并适用于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称中国利用签证、捐赠、投资和文化强制和操纵国外观点，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参议员卢比奥通过举行听证会、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大肆宣扬所谓中国“锐实力”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推展国际影响力的工具，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渗透”美国课堂、“扼杀自由”；提出禁止美国政府机构采购中兴和华为设备的议案，以防止中国“窃听”美国政府官员。
除了大力宣扬中国“软”“硬”实力威胁的班农和卢比奥，美国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官员和专家学者唱和所谓中国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就曾宣称中国的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整个政府的威胁，而是对美国整个社会的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人的“雷人雷语”和班农等人“狼来了”的杞人之忧似乎昭示着美国国内正在滋生“中国恐惧症”。
美国对中国的误读和误判必然导致在对华政策上的过度反应。特朗普从获得总统大选胜利迄今，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展现出鲁莽、急躁和对抗性的姿态。他曾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宣称“一个中国”可以谈判，试图挑战中美关系中的基础共识。在朝核问题上，动辄指责、施压中国，无视中国为推动朝核问题外交解决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关切，期待将朝核问题“外包”给中国。美国舰机在南海频繁挑战中国政策立场，甚至有人提议美国在南海建立前沿海上基地。美国国会在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时附加较多涉台内容，并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推升美台人员交流。在处理中美经贸分歧时，美国不但在新建对话机制中表现得极无耐心，而且在谈判中咄咄逼人，误以为强硬是解决问题之道。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更是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发起种种指责。不仅如此，美国国内甚至有人主张关闭孔子学院，改变中美人文交流的原有做法，限制中美之间的教育和人文交流。
美国自身状态和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看待世界以及处理与世界和各大国关系的逻辑、方法也在发生改变，具体到美国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上，美国自信心的下降是对华战略焦虑的主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正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共同构建新型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焦虑部分源自美国自信心下降，部分源自美国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误读和误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远期规划，这是一个基本传统。十九大报告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和中国未来前景的乐观判断，展示对中国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自信。日益自信和快速发展的中国也许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构成竞争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颠覆现存国际秩序，更不意味着中国会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恰恰相反，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才是国际社会真正的“利益攸关方”，才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美期间的演讲所言，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仿佛“公牛闯入了瓷器店”，鲁莽的方式和对抗的姿态既无助于分歧的解决，更无助于两国的良性互动和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这种竞争不仅包括经济竞争，也将包括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政治竞争，这是难以避免的自然发展过程。如果美国能够妥善处理和管控中美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对抗，中美竞争仍可以保持在良性范畴。反之，如果美国采取过分而强硬的对抗姿态，无视中国的核心利益关切，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分歧可能蔓延至其他领域，中美历经四十多年发展起来的战略稳定关系将受到冲击。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启动中美缓和进程迄今，中美关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主导和界定的。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而且必须由两国共同界定。中美不应陷入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形态，那是一种没有赢家的大国关系。中美均为核大国、在经济领域相互依赖、人文交流非常频密、对话机制众多、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决定了中美关系必须而且应该走出“旧型”大国关系，避免陷入“修昔底徳陷阱”。谨慎避免冲突，务必防止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有效管控分歧，这是中美在竞争状态下重构战略稳定关系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