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例说，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经济不断增长。现在，到处听见人们谈论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明智的人们会认识到，中国目前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其基础是它的经济成功。一旦中国经济停滞或下行，人们也会怀疑中国在世界上相对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将减弱。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逐年增长，如果这一态势持续，日本将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但事实上，《大国的兴衰》出版两三年后，即大约1990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并从那以后长期停滞，日本的国际影响随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说，一个大国，如果经济健康强劲，就会兴盛；如果经济软弱、停滞和受到削弱，就存在问题，其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国情况不同，并且技术进步的优势、特定大国领导人相对而言的聪明敏锐、大国相对而言的社会内在凝聚力，这些都很重要，但“大国兴衰的主旨是取决于经济”。
美国衰落没有简单化答案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在走向衰落吗？肯尼迪教授说：“你们可能不会满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们必须得观望’。”
他说，以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要就此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是极其困难的。美国经济各类迹象并存，既有创新和科技进步、就业市场的复苏，又有在全球市场的失利和退却，与中国、韩国、日本、德国的贸易逆差还将持续。许多迹象显示，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国的力量，而是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人缺乏竞争力，反映出美国存在的巨大焦虑——不论投资比率、基础教育、医保总体水平还是技术培训，都显示出美国相对缺乏竞争力的迹象。相形之下，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在这些方面远比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强调衰落的相对性，同时也继续坚持他关于美国在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主要依据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缩小。他认为，对美国领导人来说，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处理美国这种相对衰落。
特朗普能够领导美国战胜这一挑战，进而让美国“重新伟大”吗？从肯尼迪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来看，显然是困难的。在访谈中，肯尼迪教授多次点名或不点名批评特朗普。他说：“我们的领导人，从身体上、情绪上、从内心深处，确实没有能力耐心。他从不读书，就看福克斯新闻频道，不看其他新闻报道，早上醒来就想搞点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词形容特朗普的执政特点，认为他“没耐心”“不稳定”，政策诉诸波动的情绪和本能直觉，“经常冒犯美国的朋友和侮辱美国的竞争者”。但特朗普执政“不会搞垮美国，因为美国太强大，太有应变能力。但是领导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坏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的时代”。
他同时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势头，并非不可逆转。尽管未来50年里，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东升西降——亚洲和非洲经济份额相对上升，美国和欧洲经济份额相对下降，但以美国经济的多元和体量之巨大，也可能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遏制并逆转其相对的衰落。《大国的兴衰》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就曾连年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应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说，大国的兴衰是相对的，对大国兴衰的思考和分析应当加以条件限定。他认为，就目前而言，长期趋势似乎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将没有过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经济和军事指数衡量，美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国不会因此失去大国地位，仍将在国际事务中极具影响力，因为它内在实力和资源规模非常巨大，特别是它能够调动的各方面资源非常丰富。（徐剑梅 刘晨 胡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