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破坏区域经济治理规则。特朗普不仅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施压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特朗普“推动重来”或“另起炉灶”的做法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治理混乱，还易造成全球范围保护主义“死灰复燃”之势，导致各国间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风险上升，为全球化前景增添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地区战略和大国关系问题上对改革和突破虽心向往之，却力所不逮。
特朗普执政之初，由于其缺乏从政经验、内阁官员及涉外部门要员迟迟不到位，外界普遍预测其难以出台全面综合的对外战略。但特朗普却“报复性”地在首年接连抛出五大战略，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战略、阿富汗战略、伊朗战略、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战略和印太战略。
细细品来，上述战略多属“新瓶装旧酒”，从目标、方式、手段等任何一点看都算不上战略性变化，充其量只算得上战术性调整。譬如阿富汗战略只是赋予军方更大自主权、模糊了增兵的时间表；“极限施压”战略仍依靠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等传统手段；印太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的改头换面，却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柱和多边机制等。
同样，特朗普在处理对俄、对欧、对华等大国关系时在初期一度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但之后愈发接受了大国关系的既有规律和客观约束，不断向传统路线靠拢。
美俄关系上，特朗普一直对俄罗斯及普京态度暧昧，曾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无奈美国国内“倒特”力量揪住“通俄门”、“干选门”不放，严重恶化美俄转圜氛围，特朗普在对俄政策上提前“跛脚”。美欧关系在经历一系列频繁的高层互访后进入平稳轨道，但双方在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知上分歧深刻，暗流涌动。中美关系在经受最初特朗普政府“一个中国”原则的波折后逐步企稳向好，尤其是三次元首会晤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有力确保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因此，特朗普质疑全球化、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理念与直抒胸臆、敢作敢为、颠覆过往的性格确实鲜明地体现在首年的美国外交施策上。特朗普的小聪明是自认为全球治理更强调远期发展、责任和道义，是无硬性制约力的领域，自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地位可以“为所欲为”、想退就退，其他国家无可奈何。
特朗普在面对硬碰硬的大国政治博弈和地区战略设计时则无法随心所欲，显得更为谨慎。但特朗普或许不明白，这种精打细算、缺乏关切美国和世界长远利益的做法只会将自己推向历史潮流的另一面，“让美国再次伟大”恐怕只会成为一句无人喝彩的自说自话，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信誉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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