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却有人甘做“历史的绊脚石”。三姨与三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留恋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的生活。三姨心中,有对荒地村过度发展的疑虑,“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她问麦尔。而认为身处最好的时代的三舅,则不满于农民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工作。“上面的人”,他举起一只手臂说,“总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该干啥。”封建时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着是干部。现在是经理。
离开荒地村前,麦尔到东福米业拜访了公司总经理刘延峰。刘延峰对麦尔畅谈东福米业为荒地村规划的美好未来,后者则站在农民权利的角度,三次打断强势总经理的滔滔不绝,顽强地追问:“是不是大伙都得搬出来、住到楼里去?”
在麦尔笔下,三姨、三舅与东福米业的微妙冲突,远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不是落后对先进的纠缠。他从故乡明尼苏达看过去,觉得刘老板向他描述的梦想中的荒地村未来,与故乡的小镇很接近——充斥着高速公路的噪音,“周围的田野上生长的,只有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对于流行的关于“进步”“发展”的定义,他像三姨一样,抱有复杂、矛盾的想法。
有时候,他的立场会转向东福米业。有一次,望着三舅满脸的皱纹,麦尔心想,如果把地租给东福米业,然后住进集中供暖供水的大楼,对三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从中国的食品安全角度,以及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逐渐减少的现实,他对东福米业所代表的集约化经营趋势的合理性,也能深表理解。
不过,在接受记者的书面采访时,谈到三姨与三舅,麦尔作为“亲友团”成员的一面,又鲜明地展现出来,他站在权利的角度,强烈地为三姨与三舅做辩护。
记者:在三姨身上,很有几分鲁迅所说的那股劲:“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你似乎很认同她的“发展得正好”的说法。那么,根据你的理解,“发展得正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荒地村,以及你所了解的东北农村,距离“发展得正好”有多远?
迈克尔·麦尔:问题不在于发展本身。在荒地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大米产量和质量。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相关决定是由一批有权有钱的人来推动的。
中国的农村家庭无法拿家里的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购买打谷机。这种“发展”形式向企业的利益倾斜,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农村的真正发展难道就不能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革,让人们能够利用土地价值来贷款,从而促进发展吗?中国的城镇人口可以投资一套或多套房子,然后等着房产升值。房子就像是某种银行账户,或者是一种共同资金。然而,中国的农民却不能利用土地的价值。在荒地村,他们唯一能选择的是把土地租给企业。那如果你想继续种地,或是租下邻居的土地增加种植量,或者尝试种植其他庄稼,你该怎么办?农民真的是被困住了,他们坐拥价值巨大的资产却不能做出改进。城市人可以贷款装修房子,农民却不能贷款改进农田。
记者:从对荒地村风物与人物的描写中,能感觉出你对那里和那里的人的感情。中国有句话叫爱屋及乌。这种感情,主要是因为弗朗西斯吧?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迈尔克·麦尔:荒地村勾起了我对明尼苏达的许多回忆,那是我的故乡。我在密西西比河附近长大,周围都是农田,种着大豆、玉米。荒地村离松花江不远,那里的农田种着稻米和玉米。这两个地方的冬天都很冷,生活于此的人们也都很勤劳、朴实。
记者:在后记中,你鸣谢了4家提供经济支持的美国机构,请问,您是怎么说服、打动他们,让他们支持你去描写遥远中国东北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村庄的故事的?
迈克尔·麦尔:我对他们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和精彩历史都值得写成书,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相比报纸和杂志编辑,说服图书出版商要容易一些。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报纸或杂志愿意刊登我的那些文章,他们更倾向于透过沿海大城市来观察中国,但这些视角通常比较狭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