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媒体撰文指出，世界正同步进行三场革命：欧洲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伊斯兰激进主义对主权概念的挑战；以及国际事务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转移。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些革命，建立国际新秩序。《华盛顿邮报》7日以《三场革命》为题刊发了这篇文章。
传统思维认为，对布什所谓的单边主义不再抱幻想是导致欧洲和美国分歧的关键。然而，等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人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大西洋两岸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国仍然是个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相比欧洲的国家利益概念，美国用来号召人民为之奉献的国家利益概念要宽泛得多。
被两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的欧洲国家一致同意，把国家主权的重要领域转入欧盟。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国家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各个国家不再为本国设计独有的前景，而欧盟的凝聚力尚未经过考验。这个时候大多数欧洲政府要求人民为国奉献的能力都大大减弱了。
对于北约向阿富汗派兵问题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9·11事件之后，北约理事会在美国并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就援引公约第五条款，呼吁进行相互援助。但到北约决定承担军事责任的时候，国内的压力却迫使许多国家对派兵人数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任务实行了限制。
欧洲国家传统作用的减弱是由其政府的选择造成的，而在中东，国家作用的衰落则是这些国家当年的建国方式所决定的。奥斯曼帝国的后继国是由一战结束时的战胜国建立的。与欧洲国家不同，它们的边界没有反映出种族原则或语言的特性，而是欧洲列强在该地区之外竞争后的权力制衡结果。
如今，伊斯兰激进主义正威胁着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方式是将对《古兰经》的原教旨主义阐释作为普遍政治组织的基础。伊斯兰激进主义反对建立在世俗国家模式上的国家主权；它试图把自己的触角伸及所有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眼里，不管是国际体系还是现有国家的内部体制都不合法。
这些转变都是在第三种变革趋势---也就是国际事务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然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权力重新分配的方向是朝着一个各国仍具有传统欧洲国家特征的地区。亚洲地区的大国---中国、日本、印度，今后可能还有印尼---像当年的欧洲列强一样把彼此看作与生俱来的竞争对手，尽管它们有时也会进行合作。
在过去，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一般都会导致战争，19世纪末德国崛起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今，在许多喜欢大惊小怪的评论中，中国的崛起就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角色。当然，中美关系肯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地缘政治和竞争性因素。这些都不应忽视。然而还有一些抵消性的因素。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环境和能源上的需要，还有现代武器的毁灭性力量都是推动全球合作，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合作的力量。对抗性的关系将会使这两个国家都陷入两次大战后欧洲的局面---在欧洲元气大伤的同时，其他国家却取得了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自我毁灭式的相互争斗获取的成果。
在世界各个地方同时进行多种不同的变革，这是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局面。要找出一帖万能的灵药是不可能的。眼下，惟一的超级大国仍是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坚定支持者，欧洲则处在身份变革的半路上，中东地区不适合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并且正面临着宗教力量推动的革命，南亚和东亚的国家还在进行着力量的对比和均衡，什么样的国际秩序特点能适应这些不同的形势呢？对于正在寻求与美国相当的主权概念以及与亚洲类似的权力均衡战略的俄罗斯来说，它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现有的国际组织能帮助它实现目标吗？从现实角度来看，美国能为自己和整个世界设定什么目标？大国的内部改革是不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各国应一致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下才有理由采取单边行动？
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类问题，而不是那些仅仅旨在引人注目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