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西方等国家的反华势力借病毒溯源问题大肆抹黑中国，妄图“借疫乱华”。针对这一险恶阴谋，海内外科学家相继发声，正告别有用心者“病毒溯源是科学而非政治问题”。放眼人类与病毒相生的万年岁月，我们不难发现：病毒溯源既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性问题。有鉴于此，任何一项病毒溯源工作都理应秉持历史本位，面向历史，基于历史，历史地审视病毒的来龙去脉，从而对人类历史高度负责。
首先，病毒溯源是一项历史性工作，绝非转瞬即逝的临时话题。
病毒溯源的取证系统性与论证复杂性，决定了相关工作势必耗时良久，不会一蹴而就。针对新冠疫情暴发前最大规模传染病流行——1918大流感的病毒溯源工作，迄今已艰难开展了百年有余。即便如此，科学家目前仍旧无法给1918大流感病毒的起源定谳。因而，必须正视、尊重科学探索的渐进规律，给予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更充裕的研究时间。国际社会也应当正确处理抗疫当务之急与溯源长久之计间的主次关系，不要让充满噪声的虚假溯源扰乱本就脆弱的防疫进程。不敬畏历史必然性者必然沦为历史笑柄。诸如“90天内报告新冠病毒起源”这类荒诞政令，只会束缚科学家手脚，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科学大行其道，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其次，病毒溯源的分析是历史的小结，应当历史地看待病毒溯源的科学观点。
病毒学家对新冠病毒起点的探究往往基于个案。即便是相对的“大数据”分析，也根本不可能涵盖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新冠病例。因此，任何一篇新冠溯源科学报道其实都是历史的“小结”，无法作为确切结论指出新冠病毒的确切缘起。历史理性要求我们在讲述新冠病毒起源时审慎地加上“可能”二字。故而国际社会应当历史地看待病毒溯源的科学观点，不必对“更早的新冠病例”或所谓“零号病人”过度敏感。这些科学认知上推的节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全面刷新。如此，某些势力怀揣恶意炒作“零号病人”及“首批新冠检测样本”的小动作，既有违自然科学常识，亦不符合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堪称彻头彻尾的反科学行径。
第三，病毒溯源的对象是病毒本身的历史，厘清“病毒的”与“疫情的”两条历史线索至关重要。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两条线索绝不能过度纠缠甚至被偷换。这要求国际社会将病毒出现而不是大流行开始作为溯源原点，杜绝有违病毒本身历史的“有罪推定”。科学家回溯常规献血样本后发现，最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便已在美国境内传播。类似研究还梳理出了更早的传播节点：意大利或许在2019年10月就出现了新冠本土病例。这些发现表明，应重视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暴发之前的病毒传播，绝不能因为新冠全球大流行最早由中国拉响警报，就错将中国视为病毒本身历史的起点所在。
与此同时，病毒溯源必须聚焦病毒本身历史的哲理，也有力驳斥了所谓“新冠出自实验室”的谬说。今年2月，世卫组织专家组系统调查后负责任地表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源于实验室泄露”。这意味着科学界站在病毒本身进化的历史视角上，否认了“新冠出自实验室”的荒唐观点。因此，任何人都不该把病毒之外的历史强加在病毒本身历史之上，本末倒置，遑论科学！
最后，病毒溯源的根本目的绝不是追责上一场瘟疫，而是为了更好防范“下一场瘟疫”。全人类要以史为鉴，不可“以史为剑”。
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一次历史的物质交互。无论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如何巨大，国与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只可以“追问”病毒，不该“追责”疫情。另一方面，瞭望人类文明史的未来，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点滴积累将为更有效应对变异毒株扩散，为全世界深化冠状病毒研究及监测提供宝贵历史资料，这是我们防范“下一场瘟疫”的进步阶梯。国际社会有义务齐力持续推进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携手筑牢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卫生健康共同体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