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将这一时期美国的向西扩张称为“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或“西部扩张”(Westward Expansion)，但实际上，美国一般历史教科书上很少使用这两个词，而是将其称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上帝赋予美国将自身文明和制度推行到其他地方的使命。
在高歌猛进、风起云涌的西进中，美国自身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重新塑造。但1861年至1865年，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客观上对于中国、东亚都无暇他顾。在“战后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美国联邦政府权力获得空前加强，大量华工的涌入也为美国补充了亟需的劳动力。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网在这一时期建成，促使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工业实力迅速提升，财富实现巨大积累，进入了所谓“镀金时代”(Gilded Age)。
资料图：华工在美修铁路。截图自央视新闻
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发表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西进的历史合理化，从学术层面为美国向西扩展其“文明”模式的“昭昭天命”观念提供了论据。1898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夺取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等地，并开始以此为据点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同年，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很快又兴起，在列强藉此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很快成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入侵了中国。
从1861年首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入驻北京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50年间中美两国的高层交往几乎为零。从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全面退出中国大陆，其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的50年间，在贸易方面获取了巨额利益，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的努力也产生了巨大效果。至于美国在“昭昭天命”下试图改变中国发展轨迹的宗教尝试，则算是彻底失败了。
中新社记者：美国历史上多数时期对华侨华人都能善待，但也有过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反华情绪有所抬头，今年以来更是发生了多起歧视亚裔的严重犯罪事件。您怎么看美国社会对待华裔群体的态度转变？
王元崇：我们常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这不仅是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扩大贸易范围之门，也打开了人们容易忽视的一扇对外移民之门。这个大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
19世纪后期的排华惨案并非遍布全美。1848年，西海岸的加州发现金矿后，美国全国随之兴起了一股“淘金热”，其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导致中国华南地区的华人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后来的排华惨案大多发生在那些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种族和民族制定和实施的联邦反移民法。这一臭名昭著的法案通过后，美国针对华人明目张胆的暴力犯罪直线上升，例如在1885年怀俄明的石泉惨案中，大约有150名白人煤矿工人向华工开枪，并抢掠和焚毁了华工居所，造成28名华人遇害、15人受伤。
我们在讨论这些现象时，应该考虑到其中的复杂性。美国人看中国也因人而异，个体差异很大，很难一概而论。今天的中美两国其实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从哪里来。美国人当代历史记忆的形成，基本上是在20世纪后半期而非《排华法案》出台的19世纪后半期，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仇视华人、对中国持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20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冷战中的动员宣传影响，对中国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的印象。这种集体记忆已在一些美国人当中完成了代际转移，尤其是在所谓新冷战的意识形态宣传下。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资料图：纽约举行反仇恨亚裔大游行。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集体记忆的代际转移问题，如果以今天为起点看未来50年甚至一个世纪，中美两国民众是否又将受到美国所谓新冷战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我们应如何防范类似问题？
王元崇：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两国“很近”，因为两国从美国建国初期至今一直有着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美两国也“很远”，地理空间上的遥远导致真正到过对方国家、亲眼目睹过对方社会和文化的人在本国庞大人口中始终都是极少数，彼此眼中的对方很大程度上都是各种话语体系构建出的“想象体”。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