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司法部网站介绍，该计划目的是应对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设定10个优先目标，包括对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制定有关“非传统情报收集者”（如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基地的研究人员）的执法策略；识别和起诉从事商业秘密盗窃、黑客与经济间谍活动的人；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和“恶意影响美国公众的秘密活动”等。
“中国行动计划”由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牵头实施，其他负责人包括美国FBI和司法部高级官员及美国国内五个重点司法区的联邦检察官，计划目的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应优先处理的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以加快案件办理。2020年4月，负责该计划实施的德默斯公开表示，希望所有94个美国检察官办公室都根据“中国行动计划”提起案件。
截至2021年3月底，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与中国相关”的典型案件汇编中公示了79条各种性质的案件纪录（其中包含同一个案件的进展记录，因此有重复，实际公布的案件少于79起）。澎湃新闻分析上述案件后发现，在公布79条记录中有11条记录（共8起案件）与大学教授相关，但没有一例涉及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偷窃，指控的罪名都是欺诈、不实陈述、瞒报税款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例是经过司法部“选择”后公开的案例，比如陈刚案就没有被列在其中。该行动计划下究竟涉及到多少案件并不清楚。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7月曾说，该局当时“大约每10小时就开启一项关于中国的反间谍案件（调查）”，FBI当时正在办理的近5000起反间谍案件中近一半与中国有关。但他没有说明这些案件是否都算在“中国行动计划”框架下。
2020年2月6日，“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一年多之际，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该计划的专题研讨会。会上，包括时任司法部长巴尔、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纳（William Evanina）、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等一众该计划主要负责高官均发表了演说，以罕见直白的语言阐述了“中国行动计划”的实质目的。
在这次会议上，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指导委员会的五位主要负责执行该计划的检察官纷纷亮相。他们分别来自五个重要的地区：纽约（金融中心）、加州（高科技企业集中地）、得州（能源和生物医学集中地）、波士顿（高校集中地）和亚拉巴马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所在地），这也是“中国行动计划”的重点实施地区。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后来负责起诉陈刚的莱林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时任检察官莱林。
“一些人会抱怨，（起诉）可能会对与中方的合作产生寒蝉效应。不幸的是，这种反应对于应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是必要的。”莱林在会上说，“现在这一切已经公开了。学术界知道，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执法是认真的。”
莱林还进一步估计，“调查案件数量将在某个时间点急升，但在产业和学术界对此类问题变得敏感后将开始缓慢下降。”
就在会议的前一周，莱林的辖区里刚刚接连提起了三起和“中国行动计划”有关的案件，其中包括引发美国学界轰动的著名化学家查尔斯·M·利伯（Charles M. Lieber）案。利伯在哈佛大学任教，被许多人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莱林在会议发言中公开承认，他希望这些备受瞩目的起诉能在学术界产生普遍影响，迫使研究人员遵守信息披露方面的法规。
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在近期发表的题为“罪名化中国”（Criminalizing China）的论文中认为，“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针对特定个人，而是“普遍威慑”。
哈佛大学教授利伯。
她同时也指出，司法部极其罕见地以一个国家作为关键词来命名一个执法计划，这本身就是带有偏见、违背法治精神的做法，这是将中国与华裔科学家“罪名化”的行动计划。
莱林针对利伯的起诉引发了美国许多学者的抗议。今年3月，41名教授（包括7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了一封质疑联邦政府对利伯起诉的公开信，认为该案是不公正的，并指出美国司法部以“打击经济间谍”的名义“越来越多地审查学术界成员”。
公开信认为，美国政府发起的这场运动阻止美国科学家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交往，“这样做不仅威胁到美国作为世界学术研究领导者的地位，也威胁到科学本身。”
麦卡锡主义重现？
尽管面对学界的批评，美国司法部方面对“中国行动计划”执行的结果表示满意。
2020年11月12日，在该计划成功推行两周年的活动上，司法部长巴尔总结“中国行动计划”取得的成绩称：“在反制中国以美国为代价来加强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系统性行动方面，司法部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进步。”
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行动计划”的多位美国专家学者却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担忧。全面深入分析研究了该计划的陆梅吉在近期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学术界、学生和商界对该行动计划打击范围的“扩大化”表示出了担忧。
“当大学相关规定和程序不断变化、不一致和产生混乱时，司法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一些行政问题定性为刑事犯罪。这将导致政府可以没有限制地选择性调查和起诉。”陆梅吉批评道。
陆梅吉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采访时引用了新近发表的论文中的观点——“中国行动计划”以中国为线索将所有案件连接起来，使得任何与中国有关的案件都有上升到刑事调查的可能，即使这些案件与国家安全没有关联。
在陆梅吉看来，陈刚案突出了“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问题：过分强调国家安全，而忽视了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她说：“国家安全问题的范畴已经从商业机密盗窃扩展到与外国政府（及其相关实体）的更广泛联系，即使没有（存在）实际或试图传输知识产权的行为。”
长期代理华人科学家案件、曾为郗小星等华裔科学家洗清指控的美国艾伦特·福克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彼得·泽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在近日的一场网络会议中表示，科学家往往不擅长处理文书工作，加上大学和研究机构未对申请过程提供有意义的培训或指导，因此在申请拨款过程中出错在所难免。他认为，华裔教授通常无意忽略了需要披露自己与中国的一些联系，但这很少是出于欺骗或欺诈的意图。
泽登伯格批评称，美国司法部却没有将这一行为视为无辜的错误，而是在起诉的情况下，过于频繁地将其作为指控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依据。因为害怕失去每年大量的联邦政府拨款，很多大学并没有坚定表达对这些教授的支持，他们即使最终没有受到刑事起诉，也可能会丢掉自己的终身职位。
多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科学家表示，事实上，在美国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之前，其科研环境一直是鼓励国际合作的，而且对合作关系的披露流程也没有十分具体的执行标准和范围。
这种情况给有着很大自由裁量权的检察官留下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他们既可以认定没有披露的做法是蓄意隐瞒，也可以将其认定为偶然疏忽。
无论这些问题是当事人的有意之举还是无心之失，波及到许多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客观上也很可能会对美国学界本身造成负面的影响。
2020年秋季，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就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他担心此举会让一些有才华的中国学生以及学者离开美国，会给人造成美国不再欢迎中国人的印象。
在过去30年中，赴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参与研究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18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有近30万人，其中包括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级科研人才。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在“中国行动计划”的压力下，整个美国高校以及科研系统几乎都采取了自我审查的行动，这些行动对美国整个华人学者群体以及与中国有合作的外国学者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陆梅吉在论文中指出，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的沟通减少，美国在执行“中国行动计划”的时候更多是基于对中国的猜想而非确实的信息，这使得风险增加。
多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美国学者均表示，美国政府对中国间谍活动的合理担忧正被扭曲成一种非理性的“红色恐慌”（Red Scare）。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纷纷倾向于减少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同时越来越多华人学者和中国学生选择回到中国。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的“红色恐慌”正卷土重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去年10月也曾对此回应表示，所谓“中国行动计划”纯属政治操弄，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死灰复燃的又一例证。
历史会重演吗？
半个多世纪前，曾在MIT学习和工作的知名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受到麦卡锡主义波及，一度入狱。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钱学森于1955年回到中国，最终成为“中国航天之父”和“两弹一星”元勋。
3月10日，拜登的司法部长提名人选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外界预计，新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上任后，拜登政府的刑事司法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年2月，此前负责陈刚案的检察官莱林也宣布辞职；今年1月和2月，一些美国科学家和组织要求国会和拜登政府审查“中国行动计划”是否不公地针对了华裔和亚裔。
美国政府换届后，众多正在进行中的案件会迎来怎样的结局？“中国行动计划”未来又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将继续牵动太平洋两岸许多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