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德，下乡访贫问苦是习近平的工作常态。在宁德工作的一年零十一个月内，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习近平去过123个。他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思所想、所苦所盼。人民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一行前往寿宁县下党乡调研。
20世纪80年代，从宁德到寿宁县城，坐车要一天才能到，而下党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距离县城还有45公里。那时的下党仅靠峭壁岩石上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没有公路，村民进进出出都要爬山，挑公粮到隔壁乡镇，来回要一天半的时间。没有公路，小贩们不敢挑液体物品进山，怕摔倒打碎了血本无归，所以村里七成的人没有尝过醋，一半人没吃过酱油……下党人就这样守着难以逾越的大山，也守着无法摆脱的贫困。直到建乡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
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外乡人把下党称为“寿宁的西伯利亚”。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曾九到寿宁，三进下党，指导扶贫工作。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第一次来到特困乡下党。那是大暑节气的前四天，日头特别毒，习近平带领地直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30多人，从县城乘车两个半小时到达平溪乡上屏峰村，从这里开始，就没有能通往下党乡的路了。古道崎岖，一眼望不到头，时任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柴草，一行人披荆斩棘，顺着河穿过去，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才通过这条“稍微近些”的路进了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过于偏僻难行，当时县里的干部很少到过下党。习近平是第一个到下党的地委书记。刚刚去过下党的县委书记也是为了给习近平打前站才去的。所以，当地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称地委书记“地府”，也就是知府）。为了迎接第一位地委书记，下党的乡亲们自发在路上摆摊，隔上两三里就摆上一桶桶用当地土药材做的清凉汤，还有绿豆汤，老乡们连声说“路上辛苦了”。这让习近平非常感动。多年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还多次深情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始终不忘“那一碗绿豆汤、那一杯草药茶”。
习近平一行人抵达后，在村口的鸾峰桥稍作休整。时任下党乡党委副书记刘明华记得，“习书记将换下来的白色汗衫挂在廊桥上，汗衫湿漉漉的，还滴着水”。紧接着，习近平马上就到鸾峰桥边上的小学里，现场办公。看到习近平这么辛苦，乡亲们想着要慰劳慰劳他，于是把在全乡找到的唯一的一瓶菠萝罐头，送到他面前。但习近平一口都没吃，而是让工作人员倒出来放在碗里，送给了旁边的一位老大爷，将自己的玻璃罐里灌上凉茶。午饭后，习近平又进村入户、访贫问苦。陪同习近平下乡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后来在日记里记录了这一天的行程：“往返乘车五个小时，步行四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两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习近平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这一次下党之行。因为此行，下党乡也成了习近平心中的牵挂。此后，他又两次到下党乡调研、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当地的建设发展难题。
1989年7月21日晚，下党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灾情严重。26日，习近平冒雨步行3公里，走了一个多小时赶到受灾最严重的下屏峰村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1996年8月7日，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带领省交通、财政、民政、老区、扶贫等部门负责人再次来到下党乡。他察看了下屏峰村灾后重建的新村面貌和村尾的公路桥建设，并协调有关部门给予下党乡发展基金100多万元，帮助当地修建机耕路和发展生产。“七年来，我一直牵挂着下党。”习近平说。
三进下党，是习近平心系贫困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说。李金煊曾多次跟随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当时有政研室的同志总结，习近平到闽东后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时任宁德地委秘书长李育兴说：“习书记不仅一贯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他要求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调查研究，带动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在宁德，下乡访贫问苦是习近平的工作常态。在宁德工作的一年零十一个月内，宁德地区124个乡镇，习近平去过123个。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他去了3个（后来因为调离，霞浦北壁没去成），每个乡都用了一整天时间。他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思所想、所苦所盼。人民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演讲中深情提到：“25 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仍然在我心里。”他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