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港区国安法”立法决定，令饱受乱港势力荼毒的香港市民看到希望之光。香港有识之士疾呼，香港要从“大乱”走向“大治”。
“大乱”到“大治”，道出多少人心声。社会治理好不好，得看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强不强，基础是社会环境稳不稳。香港社会的民生经济问题不少，眼前的、长期的，表层的、深层的，这些都应该解决，也必须解决，但前提是让社会稳定下来，重回正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安立法就是香港法治和市民生活的“守护神”，是香港实现新发展、创造新繁荣的“安全阀”。
“修例风波”以来，“港独”组织和激进分离势力，公然叫嚣“香港独立”等口号，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勾连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香港营商环境恶化，GDP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国际权威机构信贷评级下调。数百间食肆结业倒闭，服务业失业人数大增。恶性循环令市民生计苦不堪言，保住饭碗变得现实而迫切。眼前的困难，归因于“香港之乱”，始作俑者就是祸乱香港的“四种势力”。不铲除“恶因”，此困难纾。
更牵动人心的，还有深层次问题。在人均GDP稳居世界前20名的光鲜之下，是13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更有10万人住在“棺材房”和“劏房”，境遇让人揪心。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住房问题，都是香港社会的痛。特区政府并非没有努力。拿住房问题来说，董建华上任之初就提出“八万五计划”；梁振英执政时期，提出加速修建公屋；林郑月娥上任后，提出填海造岛的“明日大屿”计划。
香港有不错“家底”，为什么破解这些问题却这么难？其中有多年累积的很多原因，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方面就是，解决问题的机制本身出了“问题”。
反对派长期在立法会拉布“骑劫”，导致为香港长期公共利益考虑的方案或草草收场，或迟滞不前。他们把公共议题讨论无限政治化，特别是去年以来，反对派议员蓄意阻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举，令大量经济民生、社会发展的立法无法进行，搞“政治揽炒”。与此同时，他们毫无底线煽惑年轻人走向街头，实施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把破坏和对抗推向极致的“暴恐揽炒”。
“政治揽炒”和“暴恐揽炒”合流的“揽炒派”，是香港破解民生难题的最大障碍。他们为了政治私利，不惜绑架香港市民玉石俱焚。危害国家安全的“四种势力”不除，社会在撕裂对抗中走向沉沦、内耗、空转，很多问题提不上议事日程，无法在共同讨论中形成共识，民生改善就无望。
中央通过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定，就是要堵住国家安全的法律漏洞，彻底铲除“港独”、“暴恐”生存的土壤，还香港社会以安宁。有了这个前提，香港社会各界完全可以再从全局的、长远的、远近结合的角度，对香港经济、民生等深层次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中央也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解决有关问题。
改善民生，香港不能再等。对广大市民而言，撑国安立法，对“揽炒派”说不，香港就定能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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