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实上，从2月9日那次排查开始，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医疗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比较大力度的解决，这得益于新建医院、方舱医院、学校、宾馆等隔离点的开辟。只要有床位，事情就可以逐步解决。要知道，床位严重紧缺的时候，武汉不少社区“一天只有一个入院指标”。
参与排查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床位是够的，基本上疑似的都能去。居家隔离的时候社区是最乱的，所有需求都汇总到社区，但社区也没办法安排住院。现在是有需求打到社区，几个小时内就能解决。
其次是武汉市动员了1.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国企职工和教师下沉社区。这一举措极大加强了社区工作的力量，社区的人力物力都有了较好保障。
一位曾参加过2月9日排查的工作人员对岛叔说：“这次排查在时间上更充分些，人手上更充足些，干部也下沉了。”
武汉江汉区中大社区排查（图源：中国日报）
但这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在岛叔的采访中，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如今武汉社区工作的根本缺陷还是没有切实解决，那就是没有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一位社工对我们说：一个小区近万人，哪怕社区工作者从10个人充实到100人，这个比例依然是悬殊的；但如果真正把居民动员起来，每个单元、门栋都出人，这个比例是多少？
因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呼吁，“要在发动群众上持续加力，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小区防控”。
群众动员应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岛叔前两天在武汉探访一个社区，平常就治理得很好，正是因为群众工作扎实、志愿者众多。该社区书记已经担任此职19年，他告诉我们，此次疫情，这个社区“零感染”。
有研究者认为，客观来说，这些年的“社区治理改革”，其总体趋势是往“正规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的。这很好，但也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越是正规化和专业化，就越容易官僚化、行政化，反而“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
疫情就暴露了这种弊端：平时，社区和社区干部、网格员都有“专属事务”，上级也靠这些来考核社区，因此社区工作者忙于具体事务，却不见得有时间去跟社区居民打交道。防控以来，社区和居民这一对本该是“鱼水”的关系，却往往没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疫情当前，救人要紧。但这场大考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或许是：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做群众工作，才是社区最重要的任务和方向。
文/珞珈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