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洪山区金色城市社区，工作人员查看电表，对照入住登记表核实信息
二
岛叔和武汉的社区干部交流时，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委屈。
比如社区书记/主任。他们常常被称作“小巷总理”，似乎什么都管。此次疫情防控，上级指挥部的各种命令、措施，确实也都一股脑儿地丢给他们。
但在城市生活的朋友都有感受：日常生活中，“原子化”的绝大多数居民，平时几乎不怎么和社区打交道，相当部分居民甚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社区干部。
参加这次排查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分居民都比较配合，也有不配合的，有些不愿意开门，我们就跟他们反复劝说，有些甚至吵架。
疫情一来，情况变了。社区几乎成了居民最大的依靠，居民的所有问题都会找到这里。
客观而言，社区的功能设置只是“服务”或“办事”，并没有“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社区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额外事务”“新增事务”。
据我们在一线的观察和采访，目前武汉社区工作者主要承担以下疫情防控工作：
（1）上级各类统计报表信息的摸排登记与公示；
（2）“四类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每日联系与跟踪服务；
（3）孕妇、其他病患者、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就医与生活需求服务；
（4）联系安排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消毒杀菌工作；
（5）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与保障等；
（6）社区封闭式管控工作。
每一项工作都不容易。每一项都琐碎、复杂、耗时。
比如各种数据和报表。看似简单，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需耗费大量精力。只要一位居民不配合，数据就可能失真，进而面临各方压力。
武汉汉阳区龙阳湖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送菜
更大的挑战是，在“战时体制”下，城市功能其实是不完备的。很多之前由家庭、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政府责任。
而这些责任许多最终都要社区承担——
比如，因出行不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也成了社区的责任。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得社区帮忙配备。尤其是早期居家隔离患者，被服务的需求极高，但社区又缺乏必要的防护物资去上门服务。
在采访中，岛叔听到的一个案例是，某位确诊患者在家中不幸离世，由于殡仪馆的特殊车辆有限，家属在家等了几个小时，车还没到。情急之下，家属对社区干部大发雷霆。社区干部说，情绪我们可以理解，被骂也没有怨言，但协调车辆这种事，真不是普通社区干部能解决的。
更别提那些抱怨封闭管理的、硬“闯关”的、不戴口罩的，更难管。
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这就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
一位社区工作者对我们说，医护人员辛苦，大家都理解；但社区干部的辛苦，上级不一定理解，群众也不一定同情。
武汉东西湖区三民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