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汉用三天时间，开展了新一轮“大排查”。
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很重视这事。2月18号，他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
事实上，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
19日晚是最近这轮排查定下的截止时间。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
一些岛友好奇，武汉虽大，但是对未隔离、未就医的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摸排工作，为何这么难？为什么要排查两遍、新任市委书记如此放狠话？
2月18日下午，王忠林暗访武汉江岸区的百步亭社区（图源：长江日报）
一
在武汉，摸排病患这事有多重要？
自“封城”以来，武汉的疫情防控战已近一个月时间，但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至今仍处于高位运行的持续增长期、攻坚克难最吃劲的关键期、重中之重决战之地的窗口期。
其中的关键是，“四类人员”的底数一直搞不清。
所谓“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两次摸排，对象都是“四类人员”。
如果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没有做到“应收尽收”，那病毒的传播就会继续，疫情防控就没有尽头。病患不能收到治疗地点，病情因拖延加重的几率自然也会变大。
换句话说，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础，都在“四类人员”的摸排。这是整体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个普通生命的需要。
武汉的摸排工作主要靠谁呢？
从专业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则里，“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早发现”和“早隔离”，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
武汉汉江区花楼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
武汉的社区工作者要排查留在全市的900万人，确实很难。但应该说，摸排的“社区之难”首先不在社区，在于整体疫情防控体系。
从湖北省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机制开始，武汉就面临一个矛盾：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几近“无限”的扩张性。尤其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几乎一直是医疗资源“挤兑”。
以往报道中常见的是，武汉的社区工作者频频反映，他们只能不断地接电话、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能给病患登记、排队，但是无法给病患安排住院——因为医院没有床位。
这一结构性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尤其是社区超负荷运作。
从数据看，武汉市每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基础并不算扎实，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社区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计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为老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其结果就是，此次疫情发生之前，社区和居民之间并无密切互动，社区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都较为欠缺。
可以说，疫情的到来，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武汉整个市政体系来了一次“平战转换”——
对社区来说，这种挑战近乎极限。
中央指导组20日在武汉指出：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
灾害治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治疗灾害，仅靠常规体系是搞不定的，必须动用“运动式”机制。但“运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动员的力度，更取决于常规体系是否长期处于“准备”状态。
从现实角度看，武汉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拿着2000多元的月薪。在“备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成为大战前线的“职业士兵”，前期混乱是免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