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体现在术后生存率的改善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目前我国心脏肾脏移植术后生存率居国际前列。比如肝脏移植，术后生存率一年达到92.5%，术后三年达到89.3%；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达到90.8%；肾脏移植术后三年生存率大于95.6%。此外，活体肝脏移植术后受者的累计生存率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器官移植创新技术开始出现，例如：自体肝移植、无缺血肝移植等肝移植技术实现国际领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肾脏移植技术得到突破；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心脏移植临床服务能力居世界前列；器官保存与供体器官维护技术不断改进；肝癌肝移植与乙肝肝移植临床经验已逐步得到国际认可。中国正向世界移植科技高峰攀登。
德国移植协会前任主席比约恩·纳山表示：“中国同行勤奋刻苦并乐于学习。我看到了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健康发展以及为推动这一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已走出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初步建立起公平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计算机系统保障器官分配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捐献的器官？
2011年，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上线运行。2013年8月，国家出台了《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明确要求各移植医疗机构严格使用COTRS实施器官分配，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确保人体捐献器官公开公正公平可溯源地共享与分配。
“可以把COTRS看做我们国家器官分配政策的技术实现。”据COTRS负责人王海波介绍，该系统将患者病情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指标作为分配器官资源的唯一准则，从而保障了器官分配科学、透明、公平、公正。
据介绍，COTRS是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识别系统”“人体器官捐献人登记及器官匹配系统”“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三个子系统以及监管平台组成。
一方面，作为执行我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政策的高度专用的关键系统，COTRS执行国家器官科学分配政策，实施器官分配和共享，并向国家和地方监管机构提供全程监控，建立器官获取和分配的溯源性，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预，保障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是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COTRS已通过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认证，采用权限控制及监控相关医疗机构操作等方式，确保捐受双方及器官分配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保障患者隐私。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中的每一个捐献者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背后是一个捐献者的名字，这个捐献者从出生就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每个编号背后是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生故事，这是事实。”王海波说，同时，器官匹配的过程是有多方参与的、透明的。
对此，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前主席马蒂·曼亚里奇评价说：“虽然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起步晚于一些国家，但现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计算机系统足可以成为世界楷模。”
器官捐献移植领域的发展任重道远
虽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虽然中国每年器官捐献数量已超过6000例，但与患者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东、中、西部区域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能力和质量的水平还很不平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说。
对此，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明确，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重心将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积极推动捐献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器官移植临床服务质量布局，加强捐献、获取、分配管理力度，加强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质的大幅度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18)》也提出了三方面建议。首先，进一步提高捐献者器官利用率。在捐献器官短缺的情况下，应加强供体器官功能维护、扩大器官供给，进一步提升心脏、肺脏移植医疗技术，提高器官利用率。还应扩大器官捐献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工作的认知。其次，进一步发挥绿色通道作用，减少器官转运的浪费。第三，进一步严格监督，促进器官移植质量和能力提升。
“打铁还得自身硬。很多发达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的建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说，“现在器官移植事业成了中国临床医学的‘宝塔尖’，但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我们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此外，相关的法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器官捐献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还需要不断提升，还需要培训更多高水平的器官移植医生。”
熊 建
【编辑:张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