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发展和港商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今天回望那段时光，梁伟浩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年，在东莞设立代加工工厂可以赚取稳定的加工费，由于正逢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红利，许多港商在东莞等地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成功听起来顺理成章，但过程并不容易。“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繁华都市，来到还是一片荒芜的东莞投资，条件是难以想象的艰苦。”梁伟浩说，“那时东莞甚至很多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我们完全要靠自己来发电、打水。”他告诉记者，他的钟表公司刚成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代加工工厂，有两间厂房，做来料加工，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比较低。
当年的梁伟浩并没有想到，东莞后来竟真成了“世界工厂”，而他的得利钟表公司也随之成长为“东莞制造”的代表。如今的得利钟表有限公司已经发展为一个年产高端钟表360万只，瑞士手表配件70万套，在瑞士拥有自己的制造工厂和工程技术中心，同时还拥有自己品牌的大企业。
“祖国的发展给了我们更为广阔的平台，而我们则扮演着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的桥梁角色。”梁伟浩说，中国的发展与港商的命运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命题下得以“互相成就”，“现在，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香港年轻人来我们东莞的工厂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香港人参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成为我们的接力者”。
从“板间房”走出的青年CEO谈新时代——
“没有中国崛起，就没有我的命运逆袭”
在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吴杰庄有些“另类”。他从板间房和公屋里走出，在今日阶层已严重固化的香港，有这样经历的企业家相当罕见，而改变他命运轨迹的正是本世纪初北上读书和创业的经历。在和《环球时报》记者交谈时，他屡次感叹，是中国崛起的时代洪流造就了自己命运的“逆袭”。
“我出生在一个板间房，也就是木板分隔的房间。一家四口挤在8平米不到的地方，还要和2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洗手间。我两三岁时，父亲申请了香港公共房屋，我们终于搬到一个不到20平米、距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公屋，直到我去上大学。”吴杰庄说。
吴杰庄从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2001年，刚从香港理工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不久的吴杰庄，注意到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那里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让他感受到一股莫大的吸引力。很快，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到深圳做人脸识别技术的创业。“对于我这个年代出生在香港的人来说，发展机会和空间已经很小。香港的经济和阶层都已固化，几大家族财团也已形成，但内地的发展空间却非常广阔。”
2004年，吴杰庄再次做出一个当时港人罕有的选择——前往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后。吴杰庄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时香港各高校在人脸识别技术上已和北京有不小差距，尤其清华大学，较美国最先进的水平也不遑多让，想要开阔视野，北上就是一个必然选择。这个选择非常正确，两年的学习不仅让他攻克了技术难题，更让他与内地相关技术领域建立了联系。2006年，吴杰庄的技术中标，被应用在深圳罗湖口岸的通关过程中。不久，他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每当谈及自己的成功，吴杰庄总会感叹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我的技术应用在罗湖，作为连接深圳和香港的关口，它已随中国的发展成为本世纪世界上最繁忙的陆路边境口岸之一。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年内地和香港这样频繁的来往，没有近14亿中国人作‘基础’，仅凭香港700多万的人口总量，我创业的天花板要低得多”。
在个人梦想实现后，吴杰庄开始帮助更多香港普通年轻人改变命运。2015年国家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设想后，吴杰庄成立了一支创投基金，并搭建一个网络沟通平台，为更多想来大湾区实习、创业的香港大学生牵线搭桥。他说，今天大湾区广阔的市场、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蓬勃的经济活力，让更多香港年轻人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吴杰庄(左一)向香港年轻人介绍大湾区就业和创业的前景。
“如果不是十几年前我有幸来到内地，今天我可能会和那些搞街头政治的香港青年一模一样。”吴杰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想让更多香港年轻人像我一样从国家的发展中切实感受到好处，我想让他们在珠海、深圳找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对国家有更多感情，也只有这样，香港才能真正融入中国崛起的大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