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么？”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