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四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六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礼拜天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而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