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上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