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都超过欧洲和日本，很多行业的美国从业者收入很高。《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最近从哥伦比亚大学MBA毕业，在华尔街金融机构找到一份年薪25万美元的工作，而其毕业于西岸某名校人工智能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的男友也来到纽约工作，年薪45万美元。
但不是所有美国年轻人都像这对情侣一样顺利。通常来说，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和华尔街领衔的金融行业是美国最近几十年来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力，而能源、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则无力回天，这一点在美国“铁锈地带”表现得尤为突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击败建制派候选人，就是因为准确地把握到中下层选民的挫折感。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美国经济已完成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制造业加服务业为支柱的转型，并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如果政府应对得当，经济危机短期内重演的风险可以降低。但在竞选期间誓言重振制造业、将经济增速回调到5%至6%的特朗普，上任之后就很少再提这一数字，只是多次强调3%到4%的经济增速完全可以达到。
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的观点，传统上，美国宏观经济决策的四驾马车是税收、监管、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任以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要还是靠减税和去监管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推出《减税和就业法案》，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拉开帷幕。该法案大幅下调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特朗普政府还加大了政府支出，意在为经济注入活力。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2.9%，与奥巴马任内表现最好的2015年持平。花旗银行的数据显示，关税和财政支出计划对2018年经济增速的贡献为0.7%。但随着减税效用的下降，美国经济进入2019年再次面临不确定性。不少机构预测，到2020年后，美国经济增速将重回1.8%左右的水平，这与奥巴马执政后期的数据差不多。
“不断开错药方将加速衰退”
随着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举措，奥巴马任内致力搭建的“21世纪高标准贸易协定”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而美国与中国、欧盟、日本等大经济体的关税和贸易摩擦更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威胁。瑞银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卡普廷近日分析说，如果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持续将拖累1%的美国GDP。
美国经济虽然经历“史无前例的扩张期”，但仍存在贫富分化继续拉大、科技创新乏力、财政赤字和国债屡创新高、制造业回流无望等四大隐患。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在1980年至2017年的3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前20%人群的收入占比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另外80%的人群在收入分配中获得的比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的调查发现，39%的美国人仍认为他们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马里兰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中下层百姓的拮据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他曾要学生买作业本，结果有家境不好的同学说，“家里没现金，连25美分的硬币都没有”。1995年至2002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科技创新，成为驱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动力，也成就了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黄金时期。但现在，美国尽管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仍是全球创新霸主，但领先优势已大不如前，在一些领域甚至有被反超的危险。2019年2月，美国国债余额突破22万亿美元，超过了21万亿美元的美国GDP。居高不下的债务和预算赤字，成为美国经济头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一家跨国汽车企业高级分析师告诉记者，美国现政府为吸引产业回流所推出的政策不足以支撑美国汽车公司将工厂搬回美国，其原因是美国整体生产成本还是太高。当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工人平均时薪高达73美元时，墨西哥工人的时薪只有3.14美元。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英国有过连续17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期。或许让英国人懊恼的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美国的经济就开始持续增长了，而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的澳大利亚，其经济扩张周期已进入第29个年头。
相比这次创纪录的“十年复苏”，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也经历过至少10次衰退。美国经济学家也在预测和防范下一次衰退的到来。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6月对53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下一次经济衰退于2020年末到来的可能性超过60%。谈到此轮经济衰退的原因时，经济学家们多将矛头指向美国现政府极具攻击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谈到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卡托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丹·阿肯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个具有传统经济思维的总统可以维持当前美国经济持续扩张，但如果一个总统“不断开错药方”，就很可能加速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