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能人治村。
桦树甸子村是五味子专业村，经济条件不错，政府投入也不少。该村的发展和前任书记刘忠军的个人能力也有密切关系：刘忠军2004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做大五味子产业，让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富民村。
但能人治村也是把双刃剑，要获得比较好的效果，岛叔觉得至少得做到两点：
一是无私。理论上，村干部身份具有公共性，对其应有“无私”的内在要求，但实践中，村干部往往脱不了趋利性。地方政府支持能人治村无非是想要“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具体的村庄情景中，那些“后富”群众容易把“先富”归因于村干部权力，以及对集体资源、政策优势及市场机会的优先占有。
二是公正。传统村落容易生产出家长式的领导人，虽然霸道，却是村庄道义的代表；但在原子化村庄，村落共同体解体了，村庄道义的人格化象征也随之退场。当然也就无从指望村干部有足够的公正性。
桓仁桦树甸子村五味子专业合作社的注册信息，其中法定代表人显示为刘忠和
公司化
再回到桦树甸子村这次的事件中看，探讨该村的村庄治理，必然要留意到它以五味子产业为代表的、“村庄公司化”的发展路径。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能人招商引资，利用集体土地等资源、国家产业扶持资金加持，打造产业基地，带动村民参与产业发展。
而它的麻烦则在于，很容易造成公私不分，制造广阔的灰色利益——能人既是村级组织带头人，又是合作社的领导人，个人也是“大户”，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到底是落入了村集体手中还是能人身上，说不清。
村庄公司化近乎是国家政策生生塑造出来的“体制”，主要政策目标当然是为了村庄发展，但客观结果却先是“垒大户”。
岛叔调研过几个村庄公司化的示范村，几乎都存在类似桦树甸子村的情况：村庄发展的同时，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层加大了，干群矛盾激烈了；更多的情况下，村庄没发展，但“大户”倒是垒出来了。
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大户”开的私人企业，但有了合作社的名义，就容易享受国家财政的各项涉农补贴。
就像某村的村支书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合作社，自己占90%股份，其它几个村干部占极小股份，且没有一个普通村民入股。但就是这个合作社，以村集体的名义将村庄特色产业注册了地理商标，并成功打开了市场，收获效益。岛叔调研时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合作社是村集体的，村支书却坦言，这就是他自己的。可以想见，这个村如果进一步发展，将来的村庄矛盾不可避免。
桦树甸子村五味子基地想必也不外乎上述情形。两任书记之所以能够富裕，也是获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村民所指控的“贪污”，在客观上还真不一定是事实。村支书有可能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得政策支持，只不过并未惠及普通农民而已。
“冠军举报”的同一天，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动员培训班在北京召开。其中梳理的黑恶势力若干表现中，有两项与“乱村”相关:一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一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如果马端斌举报属实，村支书种种行径必是农村黑恶势力无疑，尤当打击。
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能人和村霸的“一步之遥”，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存土壤。要扫黑，少不得先扫“灰”。
（来源：侠客岛 文/吕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