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贾平凹作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
郜元宝：平凹先生持续高产，从1970年代末至今，横跨四十多年。迄今为止的16部长篇几乎追踪了中国社会每一阶段的变化，非常敏锐地把握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个人的创作历程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
主题逆主流：以聚焦乡村文明和中国历史 “无缝对接”当下中国现实
从1993年开始，他与当代文学的主流由“合”转 “分”了，几乎以一己之力与当代文学主流对话。大家都以为创作的重心将转向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里的文化人，但他却似乎又出现了 “转向”。两个确定不移的主题出现在此后作品中，一是正在消失的乡村文化、乡村文明。另一个确定不移的主题是对历史的关注。他关注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直到当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简单地说，他的乡村叙事和历史叙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笔下的历史戏剧主要在乡村（整个秦岭山区）上演，而他笔下的乡村都有清楚的历史记忆。这样的乡村/历史的叙事，看上去与当代文学的都市化进程分道扬镳了，实际上恰恰是以一种迂回包抄的方式，与当下中国现实 “无缝对接”。他以巨大的文学存在提醒我们，当下都市化进程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乡村历史支撑着，这样的历史，是城市化进程的 “前身”，也是城市化进程的 “灵魂”。都市读者看平凹先生笔下的农民，最终看到什么呢？我想就正如流行歌曲所唱的：“那就是我”。
世界意义：抓住中国农耕文化的特性，关注 “沉默的大多数”
陈众议：在世界文坛的平台上，我认为贾平凹依然是一流的，这是中国得天独厚的土壤与社会本身滋养的结果，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他写出了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支撑着的农耕文化基石，一直紧紧地抓住农民和农民工这些最需要关怀的 “沉默的大多数”；其次，从平凹先生新世纪写的这些小说来看，描绘的女性都非常唯美动人，我用 “新浪漫主义”来概括。就具体小说而言，我把 《秦腔》 《高兴》 《带灯》和 《古炉》 《老生》 《山本》看作两组 “三部曲”，前者从横向截取了中国的现实社会，后者从纵向开掘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其三，平凹先生的作品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世界性养分。
当然，东西方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价值判断来锁定一个作家，我们迫切需要从现在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经典谱系。
顾彬：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世界意义，作品的语言、形式、世界观都是高级的，有创造性的，这种意义是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我今天听主持人介绍在英语国家，贾平凹先生已经出版了五部小说译本： 《浮躁》 《废都》 《带灯》 《高兴》 《土门》，并且 《极花》 《秦腔》即将出版；他的作品在法国一直非常受欢迎，继 《废都》 《五魁》 《土门》《古炉》 《高兴》后， 《带灯》10月 17日马上要上市。这就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好的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
陈众议：实际上已经有30个国家的译本，西班牙、意大利、日本以及中东欧也开始大量出现。
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
彭青龙：我们谈论的国际传播主要是翻译和学术传播，让世界认识贾平凹，就是让更多的国外读者通过我们的译者和学术推介，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贾平凹及中国当代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不尽人意。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一个分水岭，情况稍有好转，但总体上，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成就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并不对称。
马尔克斯及其 《百年孤独》在获诺奖前就在精英层广为知晓
陈众议：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甚至专著评介 《百年孤独》，因此其人其作在知识界中早已广为人知。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现在亟待弥补的是学术上的传播，首先要让知识界的专业人士、拥有核心影响力者对中国当代作家有最起码的了解，而不是坐等普罗大众的喜欢。
郜元宝：其实鲁迅作品的外译也有一个艰难过程。在法国的传播是由留学生敬隐渔把翻译的《阿Q正传》交给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后才被刊登的，在日本，鲁迅亲自参与了其作品的最初传播，曾手把手指导当时名不经传的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
中文界和外文界联手做比较研究，在海外核心期刊上扩大影响
现在国际鲁迅研究有一个圈子，还有一个国际鲁迅研究会，参与其中的学者都很优秀。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强大的学术后援团；英语世界的葛浩文、蓝诗玲、罗鹏等，他们的翻译量都很大。虽然汉学家在他们所在国比较小众，但毕竟可以发挥比较高端的学术辐射力。
英国的企鹅丛书，每一部经典小说前面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导言 （Introdction），值得借鉴；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裴妮柯教授做了一个网站，专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作品翻译的开场锣鼓。我想这样的步骤还是很可取的。
彭青龙：我一直倡导中文和外语两界的学者联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撰写文章，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比如，对贾平凹的小说和日本、德国、美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平行研究。
如何做到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彭青龙： “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是个老话题，事实上历久弥新很难。我个人倾向于用世界的共通性或者是共同性来表达世界各国都认可的共性，这里有地方性、民族性、世界共通性的问题；作家创作的时候，是否都要考虑这三个维度，或者只考虑前面两个维度？
“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解释了民族和世界的关系
郜元宝：最早提出这个话题讨论的可能是周作人和闻一多。最近王德威先生给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写的序言，提出一个有趣的表述叫 “众生喧 ‘华’”。不同的声音讲的都是中国，这是一个很聪明但也很无可奈何的聪明。他又给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新的空间定位，叫“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用的马丁·海德格尔的一个概念，Be in the World。本质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非只有那些在国际大都市里产生的文学才有更多的世界性，或者必须让贾平凹笔下的农民讲英语，他的作品才有世界性。
顾彬： 《红楼梦》在德国的1932年弗兰茨·库恩版的德语很美，再版量已达20万本，现在德国人已经说这就是德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我翻译过杨炼的五本诗集，他希望我翻译的他的作品应该能入德国文学史。但通过我的德文，也可能失去了他的中国性格，变成了另一个作家。1970年代，我和几个学生翻译了丁玲、萧红、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的作品，都获得了成功。丁玲1930年代的作品充满女性的自我意识，很符合德国女性的口味，但从当时的德文翻译来看，也许丁玲变成了德国作家，或者一个国际作家。
汉学家、文学经纪人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会更大
彭青龙：国际传播存在作家、译者、经纪人和读者的传播链。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去拿国际的文学大奖？我们译者的主体依靠谁？
顾彬：总体来说，海外华人、中国外语界的专家学者、汉学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是有帮助的，但海外汉学家的贡献会大一些，因为他们懂得接受语言国的文化。
文学经纪人很重要。德国文学经纪人一般都是由汉学家充当的。比如我，出版社让我介绍好的中国文学，再联系德国的译者翻译这些作品。我经常无偿做这些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任务。美国有不少文学经纪人，但这些人不一定是汉学家。
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太大的关系，诺奖在我看来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作家用心创造好的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奖才写作。
彭青龙：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个体性的艺术创造，以各自独特的文学艺术表现出对人世、人际、人生、人情、人性的深刻理解和丰富想象。文学艺术应该是多样的，既可以以小见大、以平凡显非凡，也可以地方表现民族，甚至世界。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经过岁月洗涤，能够打动人心灵，具有世界共通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应该是出版商、译者、学者的共同努力，除翻译家的努力外，还需要借助学术传播，所以中文和外语两界应携起手来共同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邢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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