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富珉认为“说教式”“喊口号”的思想教育都很苍白。她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位学生要退学，她陪着学生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走，一直走到深夜，告诉学生“机会很难得”“要勇敢面对困难”。但总有一种“很努力却使不上劲的感觉”，如果是现在，她会多听听那位学生的声音。
如今，她的办公室像居委会，谁都可以敲门进，和室友发生矛盾、和女朋友相处不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坐在椅子前，认真倾听这些“天大的小事”。
多年前，在中科院的一本《青年心理学》的书上看到“爱的需要”“性的需要”“人际的需要性”，这对樊富珉触动很大，很多问题不能用“一个大道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可以解决。
她在课上讲生命价值观的教育。先谈论别人的死亡，设计一个“泰坦尼克号”练习，船上有市长、老师、警察、商人等等，同学们为让谁死争个不休。然后再谈论自己的死亡，让同学们写下墓志铭。她也让学生列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一一删除，留下最重要的。有的学生说“我就是要挣钱”，引起别的学生争论，她会让学生说下去，“那挣钱之后呢”，那个同学回答“要盖孤儿院”。她从不批评和指责，“我要示范没有简单的对与错和好与坏。”
多年前，一个辅导员带来一位因打游戏挂科不能毕业的男生，让她做咨询工作。第二次男生并没有按照约定赴约，那时候没有手机，她想方设法找到了那位男生。樊富珉说“我们约好了，你没来，我很担心”。男生让她不要担心，他也不会再去咨询，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毕不了业。樊富珉问他“今后的打算”、“如何向父母说这个情况”，男孩说要和他的一位师兄一样去游戏公司工作，不会告诉父母没有毕业，他找到工作后父母也不会多说。
樊富珉尊重他的意见，“他已经做了所有最坏的结果的应对方式，我也不会担心他毕不了业去自杀”，“我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改变他，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
她也讲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处理焦虑。课堂的规则是同学们自己制定的，保密，出了课堂不泄露；不玩手机，保持专注和投入；不批评和指责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等等。
她爱穿颜色多样的衣服，红的、紫的、橙的、黑的，“离年轻人更近一些”。有时候坐在后排的同学发言，上课的阶梯教室很大，她会迅速走过去，站在同学的身边，注视对方。她说的最多的是“我特别欣赏你的勇敢”“我特别感谢你的分享”。
樊富珉要让她的课放下所谓的“高高在上的、权威的角色”“给学生一个安全的氛围说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要，而以前是不关注这个东西的”。
很多学生都记得在樊富珉课上被触动的瞬间。有旁听的同学感慨，“就算只是您万千学生中的一个过客，我也会感谢您记得我，想起您赞扬的点头微笑，和在人群中紧紧搂住我的肩说‘我好喜欢你呦，想当年我大二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也有学生存着1995年时樊富珉在上海讲课的磁带，即使没有了录音机，那30盘磁带还留着。
有老师向樊富珉抱怨“学生上课要点名才回答问题”，她说“我的课从来不要点名”。她记得几乎所有学生的名字，有时候做团体辅导，一个团体里有时有六七十人，“两三天的课程下来几乎都记得”。她说是“硬记”，“脑子里一遍遍默念。”
二十多年前，她在全国高校第一次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发展》课，教材也是自己编写，如今这门课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本科精品课，也是教育部首批网络视频公开课。
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几年樊富珉越发感到一种时间“紧迫感”。
她开的课越来越多，65岁的她今年在清华开了13门课。即使上了20年的课，她的多位助教说，“樊老师永远讲最新的东西”、“到最后一刻都在改PPT”。
她刚刚卸任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的伦理组组长，她这第一任做了10年。“中国有100多万人拿着二级三级咨询师证，真正在做心理咨询的也就两三万人”，她和北大钱铭怡教授等同行一起建立了注册审核制，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的规范。
她去做很多培训。她给广西19所监狱的警察咨询师做培训，“罪犯再错，也还可以找到优点”，“只是指责和批评，会让他们觉得是社会渣滓，失去改造的动力和信心。”
“听别人说话”，在樊富珉看来，是能“让别人产生内在力量的”。她出现在爆炸后浓烟还未消散的天津港、地震后路还未完全通的云南鲁甸和汶川，还有发生“非典”时的北京、连续发生工人跳楼的富士康公司。
她给地震中的孩子上课，“灾后第一课不应该教数学、语文，而应该讲‘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该怎么面对’”。她带着“已经没有表情”的救援官兵做团体辅导，发泄情绪。也设计仪式让失去亲人的人放飞气球，写一封给逝者的信，与亡灵对话。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救援热线点，抚慰他们“害怕被传染”的恐慌。
她总共去了39次汶川，有时候航线紧张，飞机经常凌晨两三点起飞。在鲁甸地震时，61岁的她最多的一天，工作了16个小时。
樊富珉也给自己写下墓志铭，“这是一位幸福的女性，她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心理咨询事业，她爱着和被爱着，来自丈夫的、女儿的和所有学生们的。”
1990年，樊富珉37岁，第一次出国。她选的专业是青年心理学，也是同批出国的10位老师里唯一选择心理学的人。她当时带着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学生会自杀？能不能帮？怎么帮？”
她至今还记得一串脚印，在一座高楼7层的平台，雪地里一串长长的脚印通往平台边缘，栏杆附近的脚印密集而凌乱。一个女孩在这里结束生命。那些脚印“是选择死还是活的内心冲突，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无望感啊。”
正是这些脚印，让她选择了咨询心理学。
实习生 袁文幻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