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凭什么拿到“终身成就奖”
樊富珉为清华大学学生演讲。
65岁的樊富珉在清华大学开了13门心理学课。她的公选课要靠抢，有的学生从大一选到大四；有的学生选不上，就一个宿舍派一个代表去听。
她去过39次汶川，做震后心理援助。她在“非典”时把办公桌临时改成心理热线点。
她翻译修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成了全国数百所高校大一新生入学时用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每年能筛出5~8%的新生，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提供可能。
两周前，樊富珉获得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全国只有两人获得。
她说：“这个奖虽然是我来领，但我清楚这是给我这一代人的。”她将这一代人的使命称为“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健康的种子”，但“冒了很多风险”。
她还记得，1990年代初，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只是一间临时的学生宿舍，没有专职老师，没有经费，她坐在那个只有一张桌子的房间里，很少等到学生来。偶尔有几位学生，“都是贴着墙来”，那时社会尚不了解，认为心理咨询是“有病”，“污名化很严重”。
樊富珉是在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时，第一次接触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她迫不及待地翻译过来，进行修订。她去院系做讲座，先试着给三四百人做测评，没有电子表格，她就收回纸质版问卷一张张算。遇到有抑郁倾向的同学，她就挑出来，再给这位同学写一封信，请他来心理咨询中心。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宿舍楼里的班级信箱送信，“你不能直接去找同学，同学害怕让人知道啊。”
她四处宣传，“学生心理咨询是针对正常的有烦恼的普通人，不是针对病态的人。”
学生苏细清记得，当年她们那一批20人跟着樊富珉学心理咨询，有的是念化工，有的是念纺织。樊富珉带她们去香港学习大学生心理工作的经验，带回“以人为本”的理念。有一位教授拍着桌子质问樊富珉：“以人为本，那谁谁谁那么坏，也要以他为本吗？”也有电话打来批评她“不该把学生带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学习。”
樊富珉只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她至今还记得在日本学习受到的震撼。在一次课堂练习中，老师要8位同学围成一个圈，留一个口。规定的场景是大家都处于危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出去。每个人都要说服其他人，说明自己最应该出去。樊富珉懵了，“我受到的教育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机会留给别人啊。”她记得一个男生说，因为我的妈妈打工把我养大，我要出去照顾她。另一个男生是社会医学的博士生，他还有两位病人没有结束治疗，他说他要出去，否则治疗就前功尽弃。
其实这个活动不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机会，“而是让你看到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是有人需要你的，你不能随便放弃生命。”
她对着字典，连夜把日本的职业测量问卷翻译成中文，像“不动产商”这种名词她都没听过。现在总有人打趣她，要是靠修订《大学生心理健康筛选量表》，如今这么多人使用，她靠收版权费“都发大发了”。她总说：“好的东西要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