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6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范世辉、曹晓丽
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靠统购统销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金字招牌”无人不晓。直到市场经济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供销社才渐渐淡出了百姓视线，好像“消失了”
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遗留问题、加强基层社建设、推进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全面对接市场，供销社又开始焕发生机
商场、超市、专卖店、集贸市场……今天，我们可以在成千上万的店铺购买衣食所需。然而，你是否能够想象，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由一个“商家”包揽，统购统销呢?
这个“商家”就是“供销合作社”，俗称“供销社”。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靠统购统销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金字招牌”无人不晓。直到市场经济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供销社才渐渐淡出了百姓视线，好像“消失了”。
而其实，供销社并没有完全远去。近年来，供销社在深化改革中不断调整定位，正在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金字招牌”正在重新擦亮。
天津市南郊区供销合作社小站第三经理部供应各种百货。(《大公报》记者摄于1956年4月，中国照片档案馆稿)
曾经红极一时
对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农村生活的人来说，供销社是他们无论购买生产生活资料、还是售卖农副产品都离不开的地方。在很多地方，供销社是当地唯一的“购物天堂”。
三尺柜台内，摆着各类商品，可以说什么都卖:在大人眼里，这里有生产用的农具、种子、化肥，有生活必需的油、盐、酱、醋、茶；在孩子眼里，这里有诱人的新衣服、玩具、糖果、小人书……供销社像魔术师手里的百宝箱，要什么有什么。
“买东西的人总排着长队，有时候为了吃顿午饭，不得不临时把前门关上，卖完一批人后让他们从后门出去开始吃饭，然后再开门接待下一批买东西的人。”一名供销社老职工说，那时候，谁家里要办喜事，要早早跟售货员打招呼，请他们帮助备货。
由于物资匮乏，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限量供应。有一次，一个人在供销社排队买米，却发现自己只带了米票，忘了带盛米的口袋。如果回家去拿口袋，再回来后就买不到米了。这个人急得抓耳挠腮，死活占着柜台不肯走。后来，售货员急中生智，让他脱下裤子，绑住裤脚，用裤筒当“口袋”装米。
广东潮安县枫溪公社基层供销合作社人员在收购冬瓜，积极帮助当地农民打开销路。（1962年7月27日发，新华社记者王南摄）
供销社不仅卖东西，也买东西。农民的农副产品，通过供销社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
“一手买，一手卖”催生了换购，农民用自产的麦子、茶叶、鸡蛋等很多农副产品到供销社换购商品，在当时非常流行。
“那时候群众没有钱，就拿鸡蛋换，一个鸡蛋5分钱，2个鸡蛋可以换一本孩子爱看的小人书，40多个鸡蛋可以换一块布做衣服。”河北省沙河县禅房供销社第一代女售货员赵喜英说。
面对能生钱的“鸡屁股银行”，个别农村主妇们望眼欲穿，每天都要把自家母鸡的屁股摸一遍，看看有哪只当天会下蛋。
当时，为了方便农民买卖，一些供销社职工甚至赶着驼队、背着背篓、挑着扁担走乡串村上门服务。
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王砚香（左）与同事用背篓送货上山。（资料图）
1965年，一部叫作《红色背篓》的电影非常受欢迎。电影故事的主人公原型是王砚香，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1958年，为了方便社员购买东西，他和5位同事一改过去坐等客来的做法，轮流用背篓送货上山，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背篓商店”这一称呼也在群众中间流传了开来。
山西省寿阳县宗艾乡供销社“货郎”肖富年（左一）送货到老年人的炕头。（1958年4月7日发，新华社记者周树铭、张瑞华摄）
如今的快递，无非也就是送到家门口，当时的供销社，却可以将货送到“炕头上”。一幅老照片显示，1958年，为了方便老年人，山西省寿阳县宗艾乡供销社职工肖富年就把货物送到了炕头上。炕上，老人孩子围坐在货盘边欣赏挑选小杂货，床边，肖富年用杆秤给农产品称重，原始的交易中透出浓浓的乡亲情。
偌大的中国农村，靠着供销社的“统购统销”运行了几十年。供销社“一手托两头”，在稳定物价、调控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9月9日，在河北省滦县杏山供销社门前，拥挤着购买化肥的人群。农民们拿着化肥购买证买不到化肥而心急火燎。(新华社记者范德元摄)
沉浮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门徐徐打开，各种小商小贩、商店门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供销社从“唯一”变成了“之一”，失去了垄断地位。农村的买卖逐渐活跃起来，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
由于“一个口”管着几亿农民的买与卖几十年，供销社运行效率低下、特权思想蔓延、收购时压级压价、卖货时态度冷漠、大量商品库存积压……僵化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供销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不得不拼命给自己找出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孙建贞到任河北元氏县赵同供销社。彼时，供销社已经连续亏损多年，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孙建贞和一名同事怀揣300元钱去广东中山采购家电，欲救供销社于水深火热之中。买不到座票，他们在火车上铺编织袋做床；为了省钱，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喝水。最终，谈成了一笔38万元的“大买卖”，赵同供销社开始扭亏为盈。
然而，孙建贞个人的苦苦挣扎，扭转不了供销社在市场大潮中没落的大势。1998年左右，赵同供销社和全国不少地方的基层供销社一样，不得不走上了承包、改制的道路，原来的业务消失殆尽，门市、加油站等承包给了下岗职工，只用来收租金。
1992年至1998年，全国供销社基层网点以每年10万个下降，从最初100万个以上，缩减至40多万个，一些地方供销社店去人空，渐渐淡出了农民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小卖店”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集贸市场、便利店、超市等购物场所。
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供销社也一直不断深化改革，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这在供销社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决定》要求，供销社要“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
一位国外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终于认识到，农村走原来的路走不通，还得走合作经济。
《决定》出台后，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供销社，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遗留问题、加强基层社建设、推进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全面对接市场，开始逐步恢复振兴。
地处太行深山区的河北涉县更乐镇大洼村惠农服务站（新华社记者范世辉摄）
重新焕发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供销社不断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扶持乡村发展的长效机制。2014年4月，国务院确定河北、浙江、山东、广东为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省，带动全国供销系统涅槃重生。在改革大潮中，一些地方的供销社围绕社会力量不愿干、不能干、干不好的领域率先突破，在发展农村现代流通、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等诸多方面体现出强大优势。
河北涉县大洼村位于太行深山区，过去，村民们单是买点东西都要跑到10里外的张家庄村。如今，村民们不但可以从供销社在村里建的惠农服务站就近买日常生产生活用品，还可通过服务站电商代购代销从网上购物，出售农副产品。
截至2017年底，全国基层供销社经营网点恢复到30多万个，覆盖全国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极大地方便了基层农民的生产生活。
河北省永年县大北汪供销社组织为农服务队开展土地托管服务（河北省供销社供图）
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也是当前供销社的主要工作，服务涉及大田托管、种苗供应、庄稼医院、科技培训、信息提供等现代农业的全产业链。
河北省曲周县四疃镇马疃村村民刘光丰流转经营了60多亩耕地，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他一直想“以地生财”，然而却总是“种啥啥赔”。2017年春天，发展心切的他将30亩地种了大白菜，到了收获季节，白菜价格却只有6分钱一斤，刚能满足收白菜的人工费。刘光丰欲哭无泪，将大部分白菜都遗弃到地里没有收。
“以前就是今年价格不行来年就不种，今年价格好来年接着种，结果往往是种啥啥不行。”他说。
河北省无极县供销社领办的东大户粮食、瓜菜、花生合作社正在举办科技培训（河北省供销社供图）
2017年底，看到刘光丰的生产窘境后，四疃镇供销社依托县供销社的社属企业，动员他发展稳赚不赔的订单农业，并托管了他的60亩地。刘光丰只需缴纳土地托管费用，生产经营完全由供销社进行。60亩土地开始扭亏为盈，预计今年收入就能够达到7万元左右。
在同属曲周县的大河道乡，10万亩耕地中，有7万多亩被供销社“全托”或“半托”进行生产经营。靠着自身拥有的诸多大型农机具和先进的管理技术等优势，不少地方的供销社成为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力量。
近日，河北某基层供销社在托管服务的土地上用无人机打药开展统防统治。(河北省供销社供图)
各地供销社还在带动农民专业合作上大显身手。他们积极组织、领办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大大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程度。河北灵寿县农乐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小多介绍，自加入供销社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后，他们买农资、卖红薯都可以通过供销社的“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中心”进行，不仅农资用着放心，红薯也不愁卖了。“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离开供销社。”他开玩笑地说。
不仅如此，供销社还强化多种经营，面向广大农民开展合作金融、文体娱乐、养老幼教、家电维修、劳动就业等多种服务。
传统的供销社，又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小背篓到大卡车，从三尺柜台到电脑鼠标，从服务小农经济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虽然供销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沉沦，但最终还是秉承改革的春风涅槃重生，在新时代重新树起“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