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脉冲星有关的中国故事
“天眼”FAST调试与试观测工作纪实
事情和想象的并不一样。
“今天晚上从9点55分开始观测，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30分。” 记者终于争取到进入FAST基地总控制室体验望远镜观测的机会，决定瞪大眼睛熬一整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之上的星空。FAST摄影团队提供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刚宣布了一个喜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次发现毫秒脉冲星，再次激发了大家对天文的热情，于是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贵州，揭秘发现脉冲星背后的故事。
但这个100平方米左右的总控制室太让人意外了——这里没有严阵以待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没有会变出奇异图形或复杂代码同时还闪着各种不同颜色光的大屏幕，没有紧张的口令，没有急促的脚步声，也没有击掌和欢呼声……只有一排电脑安静地端坐在桌子上，和一个同样安静地端坐在电脑前的年轻小伙子。
“你的同事还没来吗？”记者试探着问。
“他们输入完观测数据已经走了。我一会儿写完总结也走了。” 小伙子叫李志恒，操作笔记本电脑，身穿白T恤衫和牛仔裤，是FAST调试组的一名工程师。
9点55分到了。从遥远的太空传来的电磁波无声无息地落在群山环抱的大窝凼里，然后转换为信号静谧地流淌进计算机集群，计算机沉默地跑着数据，凭借调试人员设计的程序努力辨别脉冲星信号。
原来，那些惊天动地的新发现诞生得这么安静。
与脉冲星有关的中国故事，就从这个万籁俱寂的地方开始。
两位学者之争论
古今中外，总有一些人想弄明白这几件事：我们从哪儿来？宇宙有多大？最小的粒子有多小？
在贵州的深山里，就有这么一群人。
写完工作总结的李志恒打开一款名为Stellarium的天象模拟软件，展示出一片效果逼真的太空。“我们的工作有点像淘金。” 他指着银河系的繁星对记者说。
目前全球经认证的脉冲星共有2600多颗，它们可以成为人们研究“最小粒子”的实验室、帮忙探索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等。这种能对人类认知宇宙产生巨大帮助的天体就像金子一样稀有和珍贵。
只是，在2016年FAST落成启用之前，这项为人类天文事业“淘金”的工作中国还没有成为主力。为此，FAST的总工程师南仁东生前说：“别人都有大射电望远镜，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0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南仁东最初将中国的大射电望远镜梦寄托在了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身上。那是一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其技术路线是将上千个反射面天线和100万个低频天线组成一个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接收区域，收集来自宇宙的电磁波信号。
当时在国际射电天文圈里有两张活跃的中国面孔，一个是南仁东，另一个是他的师弟，后来成为FAST工程副经理的彭勃。他俩轮流飞往国外参加研讨，执着地想将SKA的建设引入中国，别人笑称彭勃是“SKA独立大队”、南仁东是“SKA独立支撑”。
但有天这两个互为支柱的人吵起来了。
这条路越往前走南仁东越觉得走不通，他开始反对在中国建SKA。“把SKA弄过来，弄死你我，都弄不成！” 他跟彭勃说，南仁东的学术风格以“谨慎保守”著称。
“先弄过来！弄死你我，还有后来人！” 彭勃和南仁东正好相反，他外号叫“彭大将军”，出了名的敢想敢说敢干。
而后经过多次争论和多方论证，南仁东和彭勃的同门师兄，天文学家吴盛殷计算出，在中国建设一个约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最合适，既能超越已有设备，又现实可行。大家便统一想法，将SKA的梦想，嫁接到现如今的FAST身上。
于是一群对探索终极问题有热忱的人开始创业。
为了解决望远镜的支撑问题，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天然的“大坑”，让望远镜像一口锅一样“坐”在里面；为了解决电磁波信号接收机，即馈源舱的移动问题，他们需要设计一个可靠又省钱的机械结构；为了让望远镜能够在最大范围内灵活追踪天上的目标，他们需要望远镜反射面能动——正是这些挑战，逼出了FAST的三大技术创新。
梦想裹挟着创新的风险一步一步把时间的坐标推到今天。他们成功了，FAST成为世界上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不过FAST工程团队名单上前三位中，南仁东和吴盛殷已去世，当年算得上是年轻人的彭勃也戴上了老花镜。
彭勃记得他早年作为留学生代表接受德国电视节目采访时说：“中国也要在望远镜灵敏度发展曲线坐标图里点个点！” 朋友听了这话私下跟他说：“你敢在德国吹牛。要点个点，就必须做第一，当世界老大。”
“当老大就当老大！” 他回答说。从FAST的想法成形，到今天成为全球最灵敏的宇宙“淘金”设备，过去了20年，尽管时间长了些，但彭勃并没有吹牛。
“那个造望远镜的过程就像怀孕。” 准备收工的李志恒告诉记者，他回头看了一眼总控室的监测屏幕，接着说：“我们现在调试的过程，相当于要把这个孩子养育成才。”
时间来到2018年，更年轻的人们继续探寻终极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