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广泛机会，曾错过工业化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抓住机遇实现了赶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战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统计，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3415.27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有1177.65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75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是6460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其中的1337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年上升。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还显示，199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3568.89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经济体的为527.07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4.66%，来自中国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为1.45万亿美元，其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达到3834.29亿美元，所占份额为26.4%，中国贡献了其中的1831亿美元。
美国有人批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了“便宜”，但事实上发达国家获益颇丰。例如，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2006年，美国的经济总量从6.54万亿美元增长到18.57万亿美元，扩大了3倍，而且需要指出一点，这是在1992年经济总量为中国15倍多的基础上实现的扩张。此外，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等新兴国家，不仅控制了生产成本，使得他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商品，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好处，也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
所有国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纠缠和相互依存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所指出：“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但是，这一轮全球化也暴露出很多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金融监管缺失。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不同程度的经济降速和产业外移，就业机会流失，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显然，他们没有从自己国家的财富增长中获得应有的份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按照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全球所有地区的平均人类发展水平在1990年至2015年间都取得显著进步，但仍有1/3的人口生活在低人类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也面临贫困和社会分化所带来的挑战，超过3亿相对贫困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中逾1/3为儿童。
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拿争论比较多的方面来说，就包括一些国家行为和政策的失当，对印钞机的过度依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等等，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结构性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尤显突出。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一些国家内部二次收入分配的调配能力没有跟上新的需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货币大幅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少数人的投机型财富却进一步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世界向信息化社会迈进，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产业工人有很强的替代性，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向少数精英群体集中，而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机会会受到挤压。未来全球化的驱动力将更多源自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会带来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但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也会逐渐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所将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敏感和清醒的，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正在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和政策扶植，着眼于加快劳动力结构调整。
从中国的角度看，全球化需要完善，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中国主张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旧的秩序和机制无法适应环境和应对新的挑战，全球治理能力和机制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等。这些年，世界各国对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不断增强，行动力也逐步加大。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一起在全球治理上做出了很多积极探索，包括将20国集团升格为领导人峰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配比和投票份额，在联合国框架下制订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方面，缔结了《巴黎协定》并推动落实。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继续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用“增量”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创新思维，改革完善现行国际机制，补充新型公共产品，更多地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调节全球财富分配机制。各国国内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对一些新疆域的全球治理需要尽早开启多边和多元对话，在制度建设和风险防范上应该先行一步。
在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上，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亚丁湾海域进行的打击海盗国际合作。2008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授权后，多国海军派出舰队携手护航，至2013年已经明显压制住海盗的疯狂行为。现在索马里国家内部治理也开始走上正轨。亚丁湾护航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参与国际安全行动，2008年以来安全护送了6000多艘中外船舶，半数以上为外国船只或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输船。
不容忽视的是，世界安全挑战已经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但在构建共同安全的全球治理上缺乏共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更加紧迫，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严峻，给世人带来新的安全担忧。但是，大国仍未摆脱地缘政治争夺的惯性，有的甚至试图重回竞争和排他性安全的老路，导致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严重滞后。
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在冷战后试图以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办法改造世界，追求全球“西方化”，结果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更多新的问题被制造出来，一些国家陷入动荡和遭受难民之痛，教训深刻。而在应对自身经济减速、政治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过程中，美国及西方所秉持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同样需要自我反思和调整，因此也并不能证明这种制度是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终极模式”。
美国将世界安全依托于军事同盟体系，而该体系秉持排他性安全原则，强调盟友的安全利益，甚至不惜以非成员国的不安全为代价。这是当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结构性障碍的根源。如果大国继续拘泥于自身地缘利益，则难免加剧意见分歧，导致各方进退失据，形不成合力。
2017年8月1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部队进驻营区仪式在基地营区举行。图/中新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唯一最好的模式，关键是每个国家所选择的道路是不是符合自身国情，能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这是一条根本的检验标准。国际上看重和肯定中国的成功，就包括承认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成功的。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会还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认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过去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现在是“好不好的问题”。我们曾经面临食品短缺，而现在相对充足了，却面对食品安全的挑战。我们曾经工业不发达，现在工业兴旺，却面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我们曾经集体贫困，现在收入差距成为需要面对的新现象。总之，人类社会的进步没有尽头，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正确和有效的领导力，就是努力走到问题的前面，预见问题和提出解决的方案。
